邵景均

　　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無神論，引導廣大干部群眾樹 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識別和抵制封建迷信及各種偽科學的能力，對于提高民族素質，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 明建設，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全面進步，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了適應這一需要，本版從今天起在《思想縱橫》專欄發表一組“ 無神論系列談”的文章，希望能對加強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無神論教育起到促進作用。——編者

　　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在領導工作中，不僅時時想著人民群眾，處處以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 且在實現領導目標的途徑上，始終堅持群眾路線，堅持科學世界觀。這是由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決 定的，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生動體現，也是我們黨區別于以往一切剝削階級執政者的顯著標志。

　　歷史上，每當社會發生或將要發生重大變故，一些掌權者總是習慣于求助超自然的力量，祈求鬼神的指點和庇佑 。漢文帝時期，“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亻疑”。當時，有感于漢王朝面臨的危險形勢，漢文帝召見 博學多才又富有政治智慧的賈誼，非常謙恭地與他談到了半夜。是征求賈誼的治國安邦之策嗎？不是。而是“因感鬼神事”， “問鬼神之本”。這在今天看來，是一件何等荒唐可笑的事啊！后來的事實表明，“鬼神”并沒有為漢王朝作出絲毫貢獻，不 論是抵御匈奴入侵，還是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保持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最終還是靠人的力量。唐朝詩人李商隱曾就此寫了一首 千古流傳的詩篇《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上的漢文帝并不是一個“昏君”，而是一個開創“文景之治”的“有道明君”。那么，他為 什么在國家存亡的重要時刻“不問蒼生問鬼神”呢？這是因為，他畢竟是地主階級政治家。他關心的是自己的江山，而不是黎 民百姓，所以“不問蒼生”。此其一。其二，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科學文化很不發達，存在著極其濃厚的迷信習慣和傳 統，越是遇到重大問題，往往就越是要“求神問鬼”，漢文帝也未能免。

　　如今，兩千多年過去了，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與漢文帝時期完全不同的民主與科學的時代。具有科學頭腦的人們 從一再發生的歷史事實中得到教益：世上本沒有什么鬼神，鬼神之說“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 幻想的反映”；人世間的事，還得靠人自己來解決；人民群眾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只有堅定不移地相信群眾 ，依靠群眾，才能無往而不勝。盡管我們今天的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文化的發達程度，還不足以使迷信之類徹底消亡，鬼神之說 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還存在，但是，共產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應當自覺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改造主觀世界， 始終做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并以自己的行動去影響周圍的群眾，以營造一個崇尚科學、反對迷信的社會氛圍。

　　黨員領導干部堅持無神論還是有神論，一事當前是“問蒼生”還是“問鬼神”，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事關黨的政 治形象和黨的事業的成敗，務必正確解決。當前，首先應當結合正在進行的“三講”教育，加強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教育，使廣大干部進一步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相信群眾還是迷信鬼神，歸根結底是個世界觀問題。只有用馬克思主義徹 底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才能成為真正的無神論者，也才能自覺地按照黨的宗旨辦事。其次，加強民主制度建設，把領導行為 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要使廣大干部心里時刻裝著群眾，僅靠自身覺悟是不夠的，還必須靠強有力的制度來保障和約束，這主 要是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群眾如果發現哪一個干部“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會給他以應有的懲處。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 識。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迫使干部不能、也不敢輕視群眾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最容易培養干部的群眾觀念。再次， 加強現代科學知識的宣傳和普及，著力培養領導干部學科學、用科學的意識和習慣。發展科學，宣傳無神論，是共產黨人的職 責。如果任由鬼神之說和各種偽科學肆意泛濫，那才是我們這個科學時代的悲哀。

　　歲月悠悠，無情地蕩滌著社會的污泥濁水，又精心地呵護著人間一切真、善、美的東西，并努力使之世代流傳， 其中就包括李商隱那篇《賈生》。因為它以美的形式，善意地向人們發出一個真誠的忠告：要心系“蒼生”，遇到困難要求助 于人民，而不要再干“問鬼神”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