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培森(北京)

　　在延安就有過一段爭論

　　眾所周知，在延安整風審干中，康生有個“發明”，叫做“搶救運動”，整了一大批人，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當時住在他家隔壁的張聞天曾為此同他發生過一場激烈爭論，對康生把那么多干部，特別是來延安的知識青年整成“特務”，張聞天很有意見，當面問他，知識分子中哪來這么多特務？向他嚴肅指出：這些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為追求真理而來的，有些人社會關系復雜一些，但社會關系復雜并不等于他本人就有問題，而正好說明他們是“叛逆者”。康生當時拿來所謂“防奸經驗”材料，張聞天看后明確表示不相信，說這里面可以看出許多是假的，是被逼出來的，而康生則硬說是真的。

　　經過一番爭辯，張聞天知道跟他說不通，便把個人的意見反映給了任弼時，這樣后來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才得以制止。這件事自然康生記恨在心。

　　湊巧的是，五十年代北京景山后街住著毗鄰的兩戶黨的高級干部，這兩戶的主人一位是歷史上曾任黨的總書記、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張聞天；而另一位就是當年在延安倚仗權勢大搞“搶救運動”、解放后長期“養病”的康生。兩家雖然一墻之隔，卻很少往來。起初由于不同的歷史原因，他們兩人在黨的八大上都從中央政治局委員降為候補委員�？墒堑搅�1959年的廬山會議后，兩人的命運卻大不一樣。張聞天因在會上直言“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沉冤十多年直至去世；康生則因善于投機、耍弄陰謀，而再次攫取高位，最后升至中央常委、黨中央副主席。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四十多年過去了，張聞天不僅早已得到中央平反，而且愈加受到人民敬仰愛戴；而康生則是死后被開除黨籍，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F在查明，張聞天的冤案固然與毛澤東晚年錯誤有關，而康生在其間的推波助瀾，也是冤案升級的重要因素。康生捏造“郭肇唐事件”

　　康生的東山再起，是與他在廬山會議及會后整彭張的積極表現分不開的。張聞天冤案所列“罪行”中最荒唐的一條是：“里通外國”，這是一條完全莫須有的罪狀。然而為了給這個罪狀提供“證據”，康生竟然無中生有造出一個所謂同“蘇修”勾結的“郭肇唐事件”。

　　郭肇唐是誰？他原本是中共的早期黨員。張聞天很早就與其相識，后來在蘇聯紅色教授學院學習時二人又成為同窗學友，與王稼祥、沈澤民一起被人們譽為“四大教授”。學成后不久，張聞天回到國內，郭則留下，成了蘇聯公民。郭在三十年代蘇聯肅反擴大化中遭到迫害，被送至西伯利亞服苦役十多年，斯大林逝世后才獲釋放，被安排在蘇聯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當研究員。

　　1957年周總理訪問蘇聯，郭當面向總理提出想回到祖國看看，總理當即表示歡迎。經過國內的正式邀請，郭于1957年、1958年先后兩次來華，均受到熱情接待，和郭二三十年代在蘇聯有過交往的老朋友、老同學都紛紛前來相聚，暢談過去，共敘友情，張聞天也不例外。

　　而郭和張最初的會晤恰巧是經過康生引見的，因為康生過去在列寧學院學習時郭肇唐是他的老師，郭這次訪問先看望了康生，康生還送給老師兩只浙江金華火腿。談話中郭提出還要去看望老同學張聞天，康便告訴他張就住在隔壁，并主動將郭帶到張聞天的家中。

　　從這以后張聞天同這位老同學就恢復了交往�？墒侨f萬沒有想到，后來康生竟倒打一耙，在張聞天同郭的交往上大做文章，把它說成“里通外國”的罪證，強加到張聞天的頭上。

　　整張聞天所謂“里通外國”罪，最初是廬山會議上捕風捉影提出來的，至于張同郭肇唐交往的追查，則是在廬山下來之后單獨批張的外事會議上提出的，然而這時這也還只是作為幾個嫌疑問題之一。而康生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最終導致立專案審查，則是到了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這時正是中蘇關系全面惡化，黨內重提階級斗爭大批所謂“翻案風”的緊張時期。

　　這次全會沒有讓張聞天出席，他只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預備會議，并在西南小組會上作了幾次檢討發言。在9月12日小組會上發言時，張即對所謂“里通外國”問題有過一個表態的說明：“我曾向中央做過聲明，我認為雖然這種懷疑是有原因的，但是沒有根據的，并要求中央長期考察我。”還表示：“我相信事情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但是，在18日的小組會上，這個問題即遭到猛烈圍攻，而康生正是扮演了這場圍攻的主角，他專門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和質問就至少有4次。為了給張聞天扣上“里通外國”的帽子，他先神乎其神地把郭肇唐說成是從來華訪問開始就是一個專搞情報的“間諜”，斷定他研究中國問題和來中國的目的都是為了搞情報，因為郭是赫魯曉夫領導下釋放的，因此他一定要給赫報恩；同時他又把他自己描繪得如何如何對這個“間諜”早就抱有高度警惕。然而很早就有人反映，郭肇唐來華后拿給一些國內同志看的一封中共高層的復函，恰恰就是康生的親筆，其中清楚地寫道：我們知道你的情況，對你是信任的。

　　當時康生抓住張聞天的一個所謂“要害”問題，是說張聞天將黨內的文件送給了郭肇唐看。這在當時被說得煞有介事，然而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事實是：郭在1957年第一次訪華，了解一些中國國內情況后，認為蘇聯許多人都對中國并不真正了解，為了正確地了解中國、宣傳中國，他對張聞天說，他過去是中共黨員，現在又在研究中國問題，想要了解一些黨的政策，能否讓他看一些中國普通黨員能看的黨內文件。那時還是中蘇關系友好的時期，兩黨中央有些內部材料是可以進行交換的。盡管如此，作為外事紀律，張聞天還是請示了上面，開始沒有答復，也就沒有給看。1958年第二次訪華時郭又提出這個要求，張聞天再次作了請示，這次得到了上面批準，說可以試試。這樣張聞天才通知了駐蘇使館給他看一些一般黨員所能看的文件材料。

　　張聞天會上如實地陳述以上的事實經過之后，有的同志提出還要核查，而康生則立即狠批張聞天這是把責任往上面推，拿出一槌定案的口氣說，“我肯定說這就是里通外國”，“我看里通外國的帽子戴得不錯，戴得對。”

　　康生之所以抓住張聞天“里通外國”這個題目不放，顯然離不開那個時候中蘇發生分歧這個大背景，投好了上面以外壓內的意圖。1958年我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掀起以后，國際上反響很大，同時這也成為中蘇的分歧之一。毛澤東廬山上8月2日給張聞天的那封信中開頭就批張聞天，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里取來那么多材料？這句話實際就暗示批他有同國際上反華活動串通的問題。

　　湊巧的是，廬山會議前彭德懷、張聞天差不多同一時間以不同的使命出使東歐，途經蘇聯，最初追查他們二人串通起來“里通外國”，即與此有關。

　　張聞天本人的回答是很坦然的，他在檢討中并不諱言他在“三面紅旗”問題上有同蘇共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觀點，但認為這絕不等于那種出賣黨和國家的背叛行徑。他在外事會議檢討中甚至說：如果說，在“思想觀點上”蘇共領導者和我之間“在反對黨的總路線”這一點上有“共同點”，因而認為從政治思想上說我有“里通外國”的表現，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說，在組織上，即情報關系上，我有“里通外國”的表現，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根本沒有這類事情。他也同樣坦率承認，為了了解蘇聯對中國“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真實反應，在1959年同郭肇唐接觸中確曾詢問過有關情況，郭也確曾告訴他蘇共領導對中國人民公社持保留態度，并說蘇聯真理報和哲學雜志上發表的學者文章，批評中國“大躍進”中宣傳的有些觀點是愚蠢的觀點，然而這些當時在蘇聯也都并不是什么秘密。

　　對于廬山的冤案，最使張聞天感到冤屈的莫如被扣上“里通外國”的罪名，他曾經對身邊的妻子劉英說，說我反對“三面紅旗”，那畢竟是觀點問題，說我“里通外國”，那簡直是太冤枉了。劉英說，從來沒有見他哭過，這一回見他眼淚直往下淌。

　　康生的得勢與張聞天的沉冤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康生在整個廬山冤案的推進中是十分活躍的，廬山上他批斗彭張的發言，1962年的圍攻逼問均有記錄在案。為給這場批判提供理論根據，他在廬山風云驟變時奉呈的《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問題》語錄備受賞識，毛澤東批發出席會議者人手一份。后來以康生個人署名的《共產黨員應當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是黨的同路人》文章的發表，更是給公開批判大造了聲勢。

　　康生當年如此活躍，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澤東這面大旗，而他六十年代在黨內的重新得勢，也正是與他利用這面大旗取得一個又一個整人的輝煌“戰果”直接有關。八屆十中全會前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點出了批判“單干風”，康生就立即抓到了整鄧子恢的一張“王牌”，即此前不久搞到手的鄧子恢在中央黨校的一篇講話記錄，鄧在這篇講話中直率地批評了“大躍進”時農村一些“左”的錯誤。這一下子老賬新賬一起算，又一個敢于講真話干實事的老共產黨人被擊倒在地。毛澤東會上點出了批判“翻案風”，康生更是無中生有地抓住一部小說《劉志丹》，硬說它是為高崗翻案，是貶低毛主席創立的江西革命根據地�？瞪�的一句話“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居然就造出了一個古今少有的奇案，不僅小說的作者蒙冤，而且被羅致“反黨”罪名的，上自國家的副總理，下至該書的責任編輯，冤案十多年，波及人數尤為驚人。

　　對于張聞天，1962年抓不到任何“翻案”的證據，于是就舊賬重提，抓住廬山會議上他自己坦率交待的“斯大林晚年”談話，加上所謂“里通外國”問題，窮追猛打，最終立案審查�？瞪�也就是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并且不久還當上了彭德懷張聞天專案審查委員會副主任。張聞天卻從此墜入了深淵，取消中央政治局成員的一切待遇，不讓參加一切中央會議和閱讀所有中央文件，被迫無休止地檢討，交待那永遠也交待不清的“反黨”問題。

　　廬山風暴過后，張聞天被安排擔任什么實際職務也沒有的“特約研究員”，但他一顆赤誠為黨為民之心始終未泯。就在1962年被宣布專案審查之前，為了探求解救當時中國經濟困境之路，他還主動爭取到一個去南方調查的權利。通過對江蘇、上海等省市為期兩個多月的社會調查，回京后寫了一篇建議開放市場的報告《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報送中央，上報之前妻子劉英不無擔憂：廬山的教訓還不記��？勸他是否就不要往上送了。但張回答：“我是共產黨員，既然看到了問題，該建議的還是要建議�！�

　　到了“文革”，算起來張聞天最受磨難的一件事，也就是康生強迫要他為其陰謀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提供偽證。當時給他造成的兩難境地是：要么跟他們一起誣陷劉少奇，說過去中央不知道，是劉少奇背著中央干的；要么就如實地證明此事是經過當時中央批準的；如果是后者就有“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嫌。張聞天經過一番認真思考，毅然決定這件事由自己單獨來承擔：是我批準的，當時我是中央的總書記。

　　康生得知后大為惱火，在張送給他的一封信上批示：“張聞天又要玩弄騙人的把戲”，“應予以堅決回擊”。但張聞天對康生派來的人說：“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說假話，陷害人�！�

　　所謂“斯大林晚年”問題

　　廬山批判張聞天、彭德懷，被康生等人視為最大“戰果”的是：彭、張都交待了他們在會下議論過毛澤東要防止斯大林晚年錯誤。這件事在當時是帶有爆炸性的。

　　當時就有人批張是為了“推翻毛主席”，張雖然表明心跡“誰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大躍進的問題糾正也只能靠他”，但下山后接著分別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進一步追查的也仍是這件事情。到了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批所謂翻案風時，這件事更成了康生等拿來批判張聞天的重點、設立專案的根據。

　　下面這段對話同樣出自1962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西南組會議記錄，是康生批斗張聞天時關于所謂“斯大林晚年”的一段“質問”對話：

　　康生：你講過毛主席與斯大林晚年一樣，你為何要作這樣的聯系？

　　張聞天：我是說斯大林后期的錯誤要防止。我現在回想當時我講這話的含義，基本上還是講主席好，如說主席很英明，善于運用歷史經驗，說主席功勞大，威信高，同斯大林后期相同，但也說了主席的壞話，如說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錯誤。

　　康生：你攻擊主席“斯大林晚年”，這次你在發言中又輕描淡寫。毛主席領導全國革命勝利，毛主席對中國人民這樣大的功績，你還用這樣惡毒的字眼進行攻擊，你反對毛主席，你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場？你是站在敵對的資產階級立場的。

　　將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人們來看一看這兩人在那種情況下的這段對話確實是耐人尋味的，它向人們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一，這段對話首先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究竟誰對領袖人物真正負責？

　　現在看來，歷史的遺憾是，當年不為人們所理解的張聞天關于“斯大林晚年”這番話，沒有想到后來卻成為一段不幸而言中的遺言。如果說毛澤東的錯誤畢竟是一個偉人犯下的錯誤的話；那么康生的媚上只不過表明他是一個歷史上跳梁的小丑而已。這里昭示人們的一個真理是，不能把維護領袖的個人威信同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對立起來。

　　事實上，正是“大躍進”所暴露的嚴重問題，促使彭德懷張聞天不能不關注毛澤東個人的錯誤，并自然地同在此不久前蘇聯剛揭示出的斯大林晚年錯誤的深刻教訓聯系起來思索。早在上廬山之前，張聞天就曾不無隱憂地說：“斯大林后期威信確實很高，誰敢給他提意見？斯大林聽不到反面意見，因此，犯了很大錯誤。當前國內是否也有這種情況呢？”而這種擔憂正是他后來在廬山會議上發言的一個思想出發點。后來他雖被迫作了違心的檢討，但是痛苦的他，思想上一直想不通自己究竟錯在哪里。

　　1962年他通過南方調查，更加堅定了原有的認識，回京后他對劉英說：廬山會議發言我并沒有錯，事實上那次所說的還不到千分之一呵！

　　然而對照之下，康生“大躍進”那幾年干了些什么？這里必須指出，會上批斗張聞天的這位康生，當年正是“大躍進”的狂熱鼓吹者。當時他以中央領導的身份到處視察，到處鼓吹“敢于胡搞就行”，甚至說“胡搞就是科學研究”；到處煽動：“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糧就有糧，思想有鋼就有鋼”這類極端唯心主義的口號。可是康生不但廬山會議上沒有挨著批評，而且反倒又搬出“大躍進”時鼓吹的夸大主觀能動性的謬論，批判起張聞天廬山會議發言中所堅持的真正的唯物主義觀點。實踐證明，這種思想理論上的混亂，正是黨在一個相當時期“左”的錯誤得不到徹底糾正、毛澤東個人也陷入更大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究竟是基于什么思考，促使張聞天產生對毛澤東“斯大林晚年”錯誤的憂慮？

　　張聞天在自己的“檢討”中有過這樣的交待：“關于斯大林后期的問題，是從說毛澤東同志說了算、毛澤東同志不民主、集體領導等問題扯起來的�！迸怼�張二人當時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員，他們不約而同地都關注到黨內民主這個問題，確實并非偶然。

　　實際上這兩位在過去革命危急關頭都堅決支持過毛澤東、并與毛澤東長期患難與共過來的老革命家，都早在廬山會議前就為黨中央政治生活的日益不正常而憂心忡忡。其中最為觸動他們的一件事，就是1958年毛澤東在中央召開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嚴厲批評“反冒進”，說反冒進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今后不要再提反冒進這個名詞，迫使周恩來進行檢討。

　　對這兩次會議，彭德懷的反應是：“這種斗爭方法，只注意建立個人威信，未注意集體威信�！�

　　張聞天未能出席會議，但在聽到南寧會議傳達后也對會議那樣的批判很有意見，認為“有冒進也要講嘛”！及至“大躍進”掀起之后，面對到處盛行的浮夸風，張聞天更是感到問題的嚴重，于是在1959年春上海召開的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專就民主問題發了言。

　　正是基于上述共同的思想，廬山上兩位觀點相同而又住得毗鄰的老戰友，便自然在深入交談中傾吐了這番憂黨憂民的肺腑之言。

　　事實證明，他們所說的民主問題確實是言中了，難怪張聞天在被迫第一次寫檢討時，就邊寫邊對秘書感嘆地說：所以問題還是黨內民主，這樣以后還有誰敢講話？！

　　一個值得總結的歷史教訓

　　康生這樣一個人物究竟為何能在廬山會議后一個相當長時期那樣得勢？今天來看，分析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仍然離不開張聞天所說的“斯大林晚年”問題。若論人物，康生是中共歷史上一個帶有典型性的值得總結研究的反面人物。別的不說，只就他打擊干部、陷害忠良這一點來說，可以說是達到瘋狂的地步。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十年浩劫”時期，經康生直接點名而被迫害的司局長以上的干部就超過千人，如果加上受株連的一般干部，則在萬人以上�？墒菫槭裁淳瓦@樣一個整人的惡神六七十年代竟在中央得勢連續十多年之久，死時還被套上種種光環，直至1980年才被公開揭露出來開除黨籍？

　　從康生本身來說，此人能在黨內混跡那樣久，最終爬到那樣高的地位，自然也非等閑之輩，除了其革命資歷之外，舞文弄墨，琴棋書畫均有一點才能，但此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最大特點是特別善于巴結領導，看風使舵。三十年代在莫斯科時他就肉麻地吹捧王明，差不多每次開會都要站起來呼喊“王明萬歲”，可是延安整風時他批判王明卻異常積極。六十年代初他還自我推薦編輯《劉少奇文選》，可是到了“文革”，他竟蓄意歪曲事實給劉少奇捏造大叛徒的罪名。但是要看到，康生的陰謀手段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沒有那個歷史時期的整個氛圍環境，他是不可能如此得勢的；而造成那種氛圍環境的根源，恰恰應該追溯到從五十年代后期就不斷升溫的個人崇拜。

　　事實上，建國后張聞天是很早就提醒黨中央警惕個人崇拜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蘇共報刊上開始提出反對黨的宣傳工作中的個人崇拜問題，立即引起當時任駐蘇大使的張聞天的高度重視，認為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件大事，并指示使館工作人員收集整理這方面材料報送中央。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對此也是肯定的，將其逐篇刊載在中宣部的《宣教動態》上，毛澤東1954年在使館報送的一份題為《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材料上批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輯關于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教條主義的一個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補中委�！编囆∑皆诎舜蟆蛾P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明確肯定了蘇共二十大在這個問題上的歷史功績。

　　可是，后來人們在批評蘇共全面否定斯大林錯誤的同時，卻將它這方面的積極成果也給拋棄了。就在1958年中央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個人崇拜有兩種，正確的和不正確的，說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于是就有人在會上緊跟說：“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

　　而正是憑陰謀家的政治嗅覺，康生早就敏感到這個風勢的轉向。1957年春他在向中央政治研究室干部介紹1956年《人民日報》先后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時，報告的頭一條就說：“《一論》和《再論》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有一點不同，《一論》中有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再論》中就不再提這個問題了�！庇谑墙又�他就認準這個風向大肆鼓吹個人崇拜，1958年他在一篇報告中拋出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的“頂峰論”；1960年他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后標準”的“標準論”。

　　無論是“頂峰論”還是“標準論”，張聞天均有針鋒相對的批判。對于前者，張聞天指出：“對于古人、今人和自己所發現的真理，決不應該認為是絕對正確和永遠正確的”，否則，就是“絕對的、片面的、靜止的、形而上學的、反科學的”；對于后者，他明確指出：“群眾的實踐，是衡量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沒有什么別的尺度。”自然，張聞天的這些金石之言，在那種個人崇拜狂熱年代，人們是根本聽不到的。

　　對照之下，康生之所以得勢，無非是他能假借個人崇拜，充分施展他那套既善于察言觀色，進行歪理論證，又長于煽風點火，不惜制造偽證的特殊本領。而他這套本領那時之所以能運用得那樣得手，反過來又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個人崇拜給什么樣的人創造了生存發展的土壤和條件。鄧小平說：“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主義統治的國家，因而封建主義傳統的影響也特別長遠。總之，在黨的建設方面，特別是在如何考察干部選拔干部問題上，從康生此人的發跡史中，我們可以獲得不少有益的歷史教訓。(轉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