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1日電 最新一期的日本《新華僑報》發表旅日中國學者劉迪的文章指出,中日雖一衣帶水,卻隔千層霧,中國學者應該跳脫思維定勢,去了解日本主流精英究竟在想什么。
原文摘錄如下:
通往熱海的列車中,異樣寂靜。遙望窗外太平洋面,雨色朦朧。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訪趙樸初先生,問中日關系。記得,他在我筆記本上寫道:“雖一衣帶水,卻隔千層霧。”而眼前太平洋上的雨霧,與中國對日研究的迷思,不無相似。
研究日本,雖非筆者專業,但客居日本十數年間,深感中國對日了解,問題多多。而基本問題有三點,即對日本人、日本社會行為的觀察不足;其次,中日高層高質量交往不足;另外,對日本人所著書籍的了解也不夠。
數十年來,我們觀察日本,少一以貫之,缺乏堅實確定的理論,政策性評論居多。或者,干脆把日本問題大而化之,作為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次要因素。
中國對日本的觀察與研究,需要方法創新。對于日本研究的學者,堅實的文化人類學理論的訓練、社會調查的訓練很重要。
中國駐日記者,大多數具有高度的日語水平,這對了解日本很有好處,同時,我覺得,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增加一種橫向比較的視野。例如,報道日本的記者,最好也要有中國國內以及歐美等國工作經驗,這樣,對日本的觀察,就會增加主體性并獲得比較視野。
而盡管現今中日之間互訪人數已達歷史最高水平,但真正有質量的相互交往卻很難超出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時代。那個時代,不論是作為亞洲革命乃至意識形態的同志或曾經的敵手,中日之間都是深刻了解對方的。
我們無法強求中日高層有廖承志、孫平化那樣的知日家,但是,我們現在有意識地去朝這方面努力也為時不晚。
關于第三點也很重要。百余年間,中國兩次大規模留日運動,都未將研究日本作為主要課題。筆者覺得,中國應該了解日本主流精英究竟在想什么。假如我們連美國對日本的了解都不如,我們怎么能搞好中日關系呢?因此,讀日本歷史,讀他們的精英如何闡述自己的想法,翻譯出幾百本書來,供中國學者學子閱讀,應該是一種簡捷的方法。
我們把日本研究的目標放在什么基礎上,這將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假如我們是為了防止戰爭,那么我們必須研究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與擴大化的原因,研究為什么日本國內政治與國際力量缺乏制止這種發展的機制。為此,我們今天應建立何種機制才能保證亞洲的和平與穩定。
我們應對日本研究的課題進行省思。例如,關于日本否定侵略戰爭的言論,我們是否應該考察一下這些言論究竟在日本有什么影響;代表人物究竟處于什么樣的地位;他們是在怎樣的環境下才有那種言論。
對日本政治的理解,需要綜合的社會科學知識背景。例如,我們對日本政治的研究,如果僅僅研究其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我們就無法發現其社會的問題。
但是,假如我們對其政治過程、政治文化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在民主框架之外,對少數意見缺乏尊重的傾向很嚴重。自民黨占優勢的國會就呈現出這個問題。而最危險的是,這種“大勢順應主義”(加藤周一語),在社會出現問題時,曾經的多數無法重新選擇曾經的少數。
我們習慣把日本的政治言論劃分為“左”“中”“右”,這些方便的劃分,往往遮斷了繼續討論的可能性。對這種貼標簽的做法,在某種情況下的確有用,但很多時候,我們在做精確的研究時,則需要嚴格定義。此外,把人分成幾類,也容易造成先入觀,妨礙我們與其交往乃至觀察。
與此有關的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這就是我們自己,是以什么為參照去觀察日本社會。說心里話,這幾十年,我們中國天翻地覆,發生了重大變化,既然我們立足點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對日本的觀察,是否應要檢討我們分析問題的立足點。否則,我們的研究將是刻舟求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