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個過于宏觀的概念,但卻必然在未來數十年內,于細微處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
這或許是個阻力重重的變革,但卻必然使中國在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大部制,這個內涵豐富的詞匯,在十七大后進入公眾視野,重構中國政府權力架構的預期,使它承擔起吹響中國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號角的重任。
大部制改革時機成熟
“大部制,將成為下一輪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龍頭。”
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61歲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以這句話開始他的講演。當時,臺下眾多的聽眾,對大部制這個新詞匯,還知之甚少。
幾個月后,這個當時被外界認為是純學術猜測的想法,被官方以最高文件的方式證實。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被鄭重寫入近3萬字的十七大報告。
今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正式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汪玉凱因此成為媒體追捧的大部制改革專家。
“我搞了幾十年的政府改革研究,通過我的觀察和思考,目前,推進大部制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汪玉凱說。
避免職能交叉多頭管理
大部制,這個在十七大后才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在中國人聽來還有些陌生的新詞匯,30年前已經是歐洲各大報章的熱門話題。
被中國人熟知、素以鐵腕著稱的英國保守黨領袖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上任伊始,就將改革英國政府機構列入她的工作表,大部制的思路,正是在其實踐中逐步明確。
所謂大部門體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務范圍雷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進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
“目前,社會和經濟范圍內,我們的政府機構職能交叉的問題比較突出,直接影響到我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現在基本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汪玉凱說。
一個事實是,大部制從去年10月寫進十七大報告,到今年3月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僅僅用了5個月的時間。
“這說明,最高層對這個問題,早有考慮,已經下定了決心。”汪玉凱分析。
人事安排成改革難點
這并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的決心。
對中國政府的管理機構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其復雜的架構和龐大的組織體系記憶深刻。
“我簡單數了數,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辦事機構、事業單位,至少有70個。”中國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說,他所帶領的課題組,曾在2004年,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委托,做過一個名為《未來十年的政府改革框架》的課題研究,在成果報告中,提及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毛壽龍的建議也是,進行大部制改革。
向來爭論不休的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觀點出奇的一致,“雖然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但都是改善性的質疑,而不是否定性的。”毛壽龍稱。
改革的阻力,顯然并不來自于學界。
“要將幾十個部委,縮減成十幾個,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多出來的部長們怎么安排。”汪玉凱稱,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人事,始終是改革不可回避的難題。
“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國務院40個直屬部委,一下子減了11個,力度相當大,改革前,中編辦等部門的負責人和每一個部長談話,就談三句話,叫部長回答三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你看你這個部,下屆政府還要不要;一個問題是,要的話,你最少需要哪幾項職能;第三個問題是,根據這些職能,你要多少人。據說一輪談下來,沒有一個部長主動要撤銷自己的部。”
部長們的反應,其實很好理解,每個部委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這種調整涉及到很多利益的問題,受到一些部門的抵制和反抗,這是政府機構改革的最大難點。”汪玉凱說。
即便面臨眾多阻力,大部制改革還是被本屆政府提上了日程。“就像生小孩一樣,這是一個必經的陣痛,早經歷比晚經歷好。”汪玉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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