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新階層人士制造媒體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曾被評為去年中國首富的張茵女士提案認為,新實行的《勞動合同法》是鐵飯碗,應該取消。消息披露后,不少人認為這是為富人階層說話,并倡導富人階層的政協委員應該為勞工者說話;但也有人議論,富人委員為本利益集團說話反而是好事,可以不戴虛有的“公共利益”面具說話。筆者認為,張茵的觀點是否正確是一件事,但爭論反映的卻是政協內部的機制性問題。
實際上,作為私營企業主,張茵委員從其利益集團立場出發提出上述提案,撇開其觀點的正確或完善與否,從理論上無可非議;要求富人階層的委員為勞工階層說話,屬于道德上的要求,而非機制上的要求。
通過這一事件及其爭論,人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在政協內部沒有來自勞工階層的聲音?若有來自勞工界的代表發出本集團的聲音,那么人們希望看到的兩會內部所謂“依法辯論”的情況就能成為現實,兩會作為權力監督機制之一,也就能夠開始發揮其作用。
這樣說,實際上已經切入兩會的某些機制的改革或完善問題,也涉及人們呼喚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從兩會機制的改革找到雛形。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和權力監督已經刻不容緩,而每年例行的兩會,若每年都能架構一些新的元素,假以時日,相信可以為中國式的政治體制改革找到一個方向。
從現實情況來看,如上所述,中國社會結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發生的變化,得以反映到作為權力監督機構的兩會之中,這是中國社會變化到政治變化的一個必然現象。
用學術語言來說,兩會內部應有利益集團代表的平衡和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平衡,這實際上涉及到未來兩會機制改革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以及“新階層人士”在進入體制后,究竟為現有體制所同化,還是能夠帶進一些新鮮的血液和思維,在實現自我政治抱負的同時,也能為中國現有政治體制的完善做出一些實際上的貢獻。
筆者之前曾有論述,每年例行的兩會,從機制上面臨代表和委員遴選機制的完善、兩會內部表決和辯論程序、兩會委員的適度專職化問題,以及兩會與執政黨的關系問題等。
其中,與執政黨的關系是一個需要從更大框架來思考,也需更為縝密構建和操作的問題,但就兩會內部運營而言,實際上涉及到四個問題:一、代表和委員遴選的機制化、公開化和平衡性;二、代表、委員監督的程序化;三、監督的專門化;四、監督的有效化。
這其中,遴選機制的平衡性和公開性就涉及到兩會代表、委員的來源,必須最大程度地覆蓋中國已經發生了變化的社會結構的廣泛性,不然監督就失去了基礎。其間的操作如何展開,還有監督程序化和專門化,尤其是最后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落實,都值得人們思考和探討。
當然,兩會機制的改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但只要目的明確,每年都能架構一些新元素,假以時日,幾年后也許就是一大步。(邱震海)
(作者系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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