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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語云“人離鄉賤”，一個人離開家鄉，在過去大抵是一種被動或無奈之舉。可近年來，一批中國的大學教授、醫生、音樂家、舞蹈家等高級知識分子卻主動放棄國內不錯的社會地位和收入，遠赴重洋到美國，后為謀生，放下身架當起了保姆。記者幾經輾轉，終于走進了幾位“教授保姆”的生活。為什么這些教授(當然主要是女教授)寧愿做他國的保姆，也不愿做中國的教授呢？這其中的復雜動因，值得我們玩味。

　　大學生是普通的勞動者，對這一點，現在社會上幾乎已經沒有了異議。但對教授是不是普通勞動者，卻還值得一些人仔細思量。保姆是一個以體力為主的活，對于多年來以吃腦力飯為生的教授來說，更是一個莫大的挑戰，敢于挑戰自己的人，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對任何人來講，異國生涯都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特殊體驗，把自己的身份與地位放低，是一個人回歸平常心態的開始。其實，教授離開了自己的教學科研崗位，也許他的勞動能力連一個普通的勞動者都不及，這種體驗對教授做學問也許起不了多大的幫助，但是對保持一種做人的平常心態，倒是大有裨益的。

　　不過，這樣的行為，也不是沒有陰影的。據說這些“教授保姆”在美國都十分低調，“難言之隱”使她們成為隱姓埋名的一族，只有至親好友才知道她們在國內輝煌的過去。國人為什么會對有些勞動者飽含等級偏見？我們的就業歧視是怎么來的呢？

　　這首先要“歸功于”我們骨子里頭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意識。不同的文化背景，對勞動者有不同的看法。在國人的傳統文化中，勞動者是可以分作三六九等的，保姆之于教授，似乎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個不同階層。

　　一個社會的主流人群，如果對普通勞動者產生漠視，就會使這些勞動者喪失應有的權利、尊重與社會保障。據說在美國當保姆的那些教授們，工作時間完全固定，薪水按時足額發放，管吃管住之外還另付加班費。而我們身邊的一些普通勞動者，有時連最基本的休息權利、按時領取工資的權利，都成了一個難圓的夢，更有那些挑戰、踐踏法律的血汗工廠，讓工人們無處申冤。記得若干年前，當我們為自己身邊又出了一個大學生而投去贊許與仰慕的目光時，我們還替美國的博士為什么找不到工作而納悶，前兩年我們不是也曾經慨嘆過北大畢業生陸步軒賣肉是“才子淪落”嗎？可現實卻是人家的一種人生抉擇，我們無可厚非。

　　一個人，能夠通過自己的勞動來主宰自己的命運，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成功。當然，并不是說做教授的，都一定要去當保姆，才能體現人生的價值，也不排除有些人在美國做“教授保姆”實屬無奈之舉。可對于一個勞動者而言，只要他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自己所能，從事著對社會或對他人有意義的事情，實現著自己的理想或夢想，他就是值得全社會尊重并應該享受著其應有之權利的。雖然說，我們的社會已經徹底取消了有形的社會階層制度，但是想徹底打掉人們腦海中無形的階層意識，卻比我們想象中更困難。所以，希望那些美國的“教授保姆”們有機會回來給我們上上課。(來源：人民網－《江南時報》；作者：徐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