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將文革時代的極端方式拿進今天的課堂，在中國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事？
德全學校，位于河南鄭州市南部的一個名叫張魏砦的“城中村”。這個總面積不到2000平方米，教師20來個，學生不足500人的打工子弟學校，最近因為其“紅色教育”方式，在媒體和網上出了大名。
被曝光的紅色學校
2006年6月初，河南本地媒體《大河報》和《東方今報》的記者，對河南境內的各家武術學校現狀進行一次調查，當來到德全學校時，校門內手執紅纓槍站崗的6個小學生，令《大河報》記者辛漸極為驚奇。
一位老師告訴辛漸，他們是在這里“站崗”的。果然，一些沒有佩帶紅領巾，或被認為衣冠不整的學生，被站崗的學生擋在了門外。
更讓辛漸驚奇的是，一個老師掏出一本新華字典大小的小紅書說，學校的老師正在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而學生們也要對這三篇文章進行學習。此外，他們對學校里有些表現不好的孩子，還組織學生開過“批判會”。
校園廣播里播放著嘹亮的《北京有個金太陽》《兒童團之歌》，墻上張貼著“做又紅又專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標語，每間教室，都張貼著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領袖的畫像。“這讓人聯想到文革。”辛漸說。
6月22日，記者來到了德全學校。由于已經放暑假，學校里冷冷清清，只有幾個老師在門衛室里，等待著來報名參加暑期武術培訓班的學生。在德全學校的“紅色教育”被報道之后，鄭州市二七區教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這個學校是以武術培訓隊的名義注冊的，他們還在審核該校的辦學資格問題。
校長釋德全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沒有正式教師的資格，也不教課，但是我在教育方式上進行的探索，我認為是有意義的。”
在少林寺學過武、愛看名人傳記的校長
釋德全不是一個很好的傾談者，除去濃重的河南本地口音，不時從口中冒出的“毛語錄”和充滿政治色彩的“大詞”，也有詞不達意之嫌。
在創辦“德全學校”并擔任校長之前，這個41歲的河南人當過兵，在少林寺學過武，喜歡看《中外名人傳記300篇》。最讓他自豪的履歷，是他當兵轉業后在鄭州鐵路局黨校從事人事工作期間，取得了中央黨校的函授文憑。
1998年釋德全組建了一支武術培訓隊，從2002年左右開始，它逐漸轉型為以教文化課為主的打工子弟學校，而學校的校風一直是釋德全頭疼的問題。他說，這些孩子的父母忙于掙錢，加之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根本就沒有精力也沒有能力教育好孩子，讓孩子接觸到了周圍社會中一些很不好的東西。很多孩子進學校的時候，滿口庸俗的愛情歌曲，卻連雷鋒是誰都不知道，還有孩子迷戀網絡游戲，偷家里的錢去上網。對他觸動最大的，是一個四年級的男生，在情人節那天，買了一支玫瑰花送給一位同班的女生——當時，他憤怒地將花摜在了地上。
釋德全的父親，是一名解放后“翻了身”的鐵路工人。釋承認，因為家庭教育的原因，他的道德義憤似乎比常人更強烈。從那時起，他決心要整頓學校風氣。
從2004年開始，校長辦公室里懸掛的“達摩老祖”，以及少林武僧的練功圖片被取了下來，換上了毛澤東等的“偉人像”，教師們在每一間教室都張貼了偉人和革命前輩的圖片。學校廣播臺的播出曲目，也換上了釋德全親自選取的一些他認為積極奮發，催人向上的歌曲。他還打印了他在部隊曾學過的“老三篇”，組織老師們定期學習，然后教給學生，而那本給《大河報》記者出示過的“紅寶書”，是他父親的藏書。
釋德全承認，剛開始推行這一套時，年輕的教師們并不認同，覺得“過時了”，但他說，后來他們就“理解了”。
有一次，一個學生偷了家里的錢，釋德全決定為這件事開一次“批判會”，目的“是讓犯了較大錯誤的孩子在大家面前承認錯誤，讓其他學生認識到他們的行為不值得模仿。”開始時，批判不起來，因為其他學生覺得他是把錢拿出來給大家用的，是講義氣。但是在老師的帶領和鼓勵下，學生們逐漸開始發言批評起來。
“要把孩子教育好，要讓他們不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必須觸及靈魂。”釋德全說。
但釋德全對《大河報》報道中的“紅色教育”四個字耿耿于懷，他不愿意別人用“紅色”來概括他的教育方式，他告訴記者，其實他的教育有三個指導思想，分別是“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鄧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以及“八榮八恥”。他抱怨說，由于學校至今只具備一個武術培訓隊的資格，當“八榮八恥”提出的時候，教育局并沒有下發文件讓他們學習，他是偶然在醫院看見“八榮八恥”內容，抄在小本上帶回來學習的。
支持者與反對者
德全學校的六年級畢業生吳曉強告訴記者，他覺得德全學校的教育方式挺好的，至少德全的學風勝過本地另外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但他的父親卻表示疑惑，他說：“學過毛選的人思想就好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人人都學了，但是那時候人思想也不好。”
同樣的疑惑和爭論，也發生在其他的家長和孩子之間。
在《大河報》的報道之后，這種爭論的參與者迅速增多。52歲的“關愛人生”咨詢熱線主持人童桂蘭，就是德全小學“紅色教育”的熱烈支持者之一。她在看到報道后，專門抽時間到德全小學去看了一次，她告訴記者，有不少老干部來學校看了以后，也成為了這所學校的支持者。
童桂蘭說：“現在的學校一味追求升學率而忽視了思想路線的教育，使得學生不關心政治也不關心國家，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這在將來會造成非常可怕的局面。”她認為，小她十多歲的釋德全不是與她同時代的人，卻掌握了那個時代的教育方式，這令她覺得“很了不起”。而她更打算把這種教育方式運用在她策劃創辦的救助網癮少年和城市孤兒的愛心救助站中，“通過憶苦思甜的方式，讓孩子知道舊社會的孩子的生活，你現在去網吧，怎么對得起革命先烈，這樣就能觸動他們的靈魂，讓他們痛改前非”。
《大河報》評論員岳建國則認為，“紅色教育”只是社會對文革缺乏足夠反思的后果之一。他說，如果認為“老三篇”里也蘊涵了從別處學習不來的巨大智慧，其實還是個人崇拜的表現之一。而德全小學的“批判會”更是應該引起社會足夠的警惕，盡管沒有暴力，程度上也輕得多，但它與文革中群眾斗群眾的批斗會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共同隱含的邏輯是“人人都有權力和義務來斗爭犯了錯誤的人”。岳建國認為，作為對現代人的教育，應該教給孩子公民意識，教育他們認識和保護自己的權利，而“批判會”對孩子的教育恰恰與之背道而馳。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與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劉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紅色教育”和叫好聲的出現有其復雜的思想土壤。在三十多年前，國企工人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他們自然很容易懷念那個時代；而當時盡管也存在著巨大的分配不公，但由于當時的普遍物質匱乏和信息不透明，普通人沒有什么義憤，而今天的不公平現象似乎更讓底層難以忍受。
不過，身為“紅色教育”的接受者之一，6年級畢業生吳曉強并沒有想這許多。他說，站崗是他在學校里最喜歡的事情之一，因為“站崗神氣”。他告訴記者，那種手腕上用細線編織著“LOVE”字樣的小手鏈在畢業前是不敢戴的，不過接下來要去的學校就沒有這些規矩了。
在午后的烈日下，吳曉強穿行在擠滿美容店、影碟店和小吃攤的狹窄街道中間尋找他的伙伴。幾天之前，他的小學生活已經結束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鄭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