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強對公務車的監督和管理，規范公務用車行為，山西省太原市近期將統一制作公務車標識，在全市6000多輛行政和事業單位公務車上張貼，讓這些車輛自覺接受群眾監督。
太原市要求，行政和事業單位須將“公務車”標識張貼于公務車的前擋風玻璃右上方，標識上標有車輛序號和監督電話，并且明確了公務車使用的七條“戒律”：不準拒貼或撕掉標識，不準違規駕駛公務車，不準公務車私用，不準濫用特權，不準亂停亂放等。
公務用車貼標識并不是太原市的獨創，此前不少地區已經有了嘗試。今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將全市1.5萬輛公務車全部貼上統一的“太陽鳥”標識，希望通過此舉監督公車旅游、公車接送子女等公車私用現象。山西省運城市也出臺過類似的舉措。
公車貼標簽，真的能給“車輪下的腐敗”點“死穴”嗎？
現狀：“公車腐敗”逼出“驗明正身”
近年來，隨著公車數量的增加，公車私用的問題日益突出，屢屢遭到群眾的詬病，已經成了公眾輿論反響強烈的熱點問題。對這一頑癥如果不根治，不僅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而且也會給我國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根據全國政協的一份提案披露：我國現有公務用車約400萬輛，包括司勤人員在內每年耗資約3000億元，大約相當于國家為三峽工程投資的3倍。公車在采購、維護和運行方面都存在著比私車高得多的成本。出租車工作效率為公車的5倍，可運輸成本僅為公車的13.5%。公車私用及其昂貴的維護費用滋生的“車輪下的腐敗”確實到了非根治不可的時候了。
山西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位學者指出，公車私用現象實質上是公共權力的濫用，是利用職權謀取個人私利；分析其行為的某些特征，與貪污、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等行為十分相近。但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干部至今認識模糊，特權思想嚴重，公車被當作婚禮的花車、接送子女的通勤車、出入酒店、餐廳和娛樂場所的得意“快乘”。
“公車貼上標簽公開其公車身份，可將公車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能夠有效制止公車私用現象。”太原市財政局治理“三亂”辦公室主任鄭天佑告訴記者，“我們這樣做，目的是讓公車私用和公車在不當場合濫用等現象暴露在陽光下，接受群眾監督。車上貼有公車標簽，時刻在提醒使用者，這是公車，有群眾在監督，只能辦公事。”
鄭天佑介紹，這一舉措是為了加強紀律教育，增強全市行政事業單位、特別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規范使用公務車的意識。此外，還要認真受理群眾舉報，及時查處違反規定使用公務車的行為。
質疑：貼個標簽能點“死穴”嗎？
公車貼標簽，能否管住公車私用？群眾對此眾說紛紜。
“公車上貼標識，可以禁止公車私用，既可節約開支，又可改善干群關系，是個好辦法。”太原市民張先生告訴記者。
而市民邵先生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如果貼個標識就能防止公務用車腐敗，那也太低估公車私用者的“水平”和“能力”了。即使貼了標識，那些對公車腐敗現象早就麻木了的百姓，是否愿意“自覺”監督也還是個問題。
在公務車上貼個“標識”，很難有效地杜絕公車私用現象。
太原市紀檢委有關人士認為，遏制公車私用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依靠反腐倡廉工作的整體推進，其本身也需要完善配套措施。因為各單位公務用車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不變，究竟如何使用選擇權在原單位；極少數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也為監管工作帶來不少變數。“公車標識監督”不能“一貼了之”，這項改革措施要不斷地完善和創新才行。
關鍵：借鑒經驗立法規制
一位多年從事政府采購研究的學者指出，公車管理改革的根本問題，并不是怎樣限制私用的問題，而是該不該限制配備車輛的問題。目前，公務用車量仍在迅猛增長，而且向高檔進口豪華車方向發展的勢頭并未減弱。公車的不合理消費已成為各級財政一大包袱。因此，僅僅通過貼公車標識的做法，是否能有效遏制公車私用問題還有待檢驗。
公務用車到底怎樣規范？專家認為，國外和國內都有成功經驗可以借鑒。新加坡及歐洲一些國家，連總理外出辦理私人事務都要駕駛自家的私家車輛，就是因為他們把公車私用與貪污侵占幾乎一樣看待，絕不允許任何人占公家的便宜。在我國有些機關，也對公車私用采取了嚴格的規范，“非公用車不能開出機關大門”、“特殊情況公車私用須批準并繳納補償費用”等等。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禁止“公車私用”應該提上立法日程，用法規制約公車腐敗。
目前，對“公車腐敗”的問題，各地大都通過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和處罰，督促他們自覺遵守有關規定。而解決“公車私用”的根本出路在于公務用車改革。2003年初，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二次全會在部署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工作時指出：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和單位積極穩妥地進行公務接待、公務用車改革工作。
記者采訪了某事業單位的負責人，她給記者算了一筆帳：她的公務車一年油料、維修、存車以及司機工資等費用最少也要4萬元左右。而一年除去節假日，工作時間也就是250天左右，如果每天上下班乘坐出租車，一年下來也就是6000多元，加上出差和下基層調研的交通費，最多不過2萬元。此中損益得失一算就會明白。(經濟參考報 王炤坤、王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