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國的反伊戰游行發展得要比當年越戰的那一次快得多。”美國圣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國際和平研究協會研究員戴維·克椎特(David Cortright)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反越戰運動直到1967年才演化成大規模的游行抗議,那時已經是戰爭開始好幾年,美軍大舉進入越南的兩年之后了。相反,反伊戰運動從2003年2月戰爭爆發之前就在全世界范圍內開始,如今它在美國的規模已經極大,這是越戰時從未發生過的。”
2005年9月24日,由“和平母親”辛蒂·希恩(Cindy Sheehan)牽頭,30萬美國人走上首都華盛頓街頭,展開自伊戰以來全美最大的反戰游行。希恩本人還因擅自坐在白宮門前抗議于9月26日被捕入獄。自美軍2003年3月對伊開戰至今,已有1900多名美軍士兵死在戰場上——包括希恩的兒子凱西(Casey),還有14,641人受傷。正是被這些慘痛的事實激勵,當示威者走過白宮門前時,他們高舉著這樣的標語:“伊拉克是阿拉伯人的越南”!
反戰的壓力并不僅僅打擊了布什,整個共和黨也在跟著受連累。就像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史蒂文·希姆巴拉(Stephen Cimbala)對《華盛頓觀察》周刊所說的:“對共和黨人而言,如果布什政府不能按部就班地落實伊拉克撤軍計劃,誰也不要想能在2006年的中期選舉中入主國會。同理,如果美軍無法在2008年前基本撤出伊拉克(當然可以有一些留守部隊),不會有共和黨候選人想贏得白宮的寶座。”
反伊戰:反越戰的翻版?
9月25日《今日美國》、CNN(美國有線新聞網)和蓋勒普的聯合調查揭示,55%的人認為美國應加強從伊拉克撤軍的努力,2004年時只有37%的人這樣想。基于此,約翰遜和肯尼迪總統的傳記作家、歷史學家羅伯特·戴勒克(Robert Dallek)說,布什現在陷入了和當年約翰遜總統一樣的“信任危機”。
“美國公眾曾經花了至少八年時間反越戰。有這樣的前車之鑒,今日的反戰潮流來得更加迅速。”戴勒克說,雖然美軍目前在伊拉克戰場上的傷亡人數無法和當年越戰的58,000人相比,“但反戰的警號已經迅速高揚起來。”
“越戰和伊戰的反戰運動從本質上講很相似,都是要求把軍隊帶回家。老兵在其中日益壯大的角色和當年也很相似。我記得1970到1971年時已經有一些越戰老兵開始反戰了。”兼任美國民權組織第四自由論壇的主席的克椎特向《華盛頓觀察》周刊分析說,“今天,同樣有一些伊戰老兵加入到反戰大軍中來”。
但作為政治學家,希姆巴拉的視角則顯得更加宏觀:“公眾對布什伊拉克政策的認同感要取決于白宮是否能計劃好一套可信的撤軍戰略。雖然此次伊戰和越戰有許多差異,但一個相同點是,隨著傷亡人數的不斷增加和戰果的不確定性,美國公眾無法再忍受被一再拖延的反游擊戰。美國能在伊拉克政策中取得的最大戰果是建立一個有效的伊拉克政府,使之擁有獨立的安全武裝、軍隊和警察,能逐漸取代美軍及其盟軍,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在比較中,克椎特發現了兩次反戰運動的不同點:“伊拉克反戰運動面臨的分歧并沒有伊拉克當地亂麻般的形勢那么嚴重。美軍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數目前還不到2000人,但1967年越戰的死亡人數可是超過兩萬了,最終數字更達到5萬9千人。更不要提戰爭中被殺害的越南民眾要遠遠超過在伊拉克喪生的平民。”
“目前的反戰運動中,軍屬和‘金星’(gold star)母親們起到了更大更卓越的作用。”克椎特深入比較道,“這反映出今天大部分的美國軍人都是已婚的,通常有家屬。在伊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是被迫離開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的,這就增加了其家屬的痛苦和艱辛。于是,這一批人走出家門,構筑成反戰游行的基礎。”美國稱子女命喪沙場的母親為“金星母親”。
“另外一個不同點是,越戰中,很多服役士兵喊出了反戰的口號,成為‘士兵運動’(“GI movement”)中的一部分。我也曾經是他們中的一員。我還為此寫過書。但今天,幾乎沒有現役軍人這樣做了。”克椎特感慨道。
撤軍并不容易!
“布什政府對颶風的冷漠反應激起了很大的反響。人們在問,為什么所有的人力財力都送到了伊拉克,而非用來應對颶風?”華盛頓大游行的發起人,“和平公正聯合會”的發言人比爾·道博斯(Bill Dobbs)在游行前這樣指責布什政府。
的確,颶風并沒有暫時刮走美國人對布什在伊拉克戰事上的不滿。相反,面對日益壯大的反戰游行,國會對伊拉克撤軍戰略和越來越不受歡迎的大額軍費預算卻還是一籌莫展。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說,布什在伊拉克問題上花錢花得太兇了。美聯社和益普索(AP-Ipsos_)進行的聯合民調顯示,42%的受訪者希望削減伊拉克的花費,29%人希望延遲或干脆取消共和黨的減稅方案。
“政府對卡特里娜的遲緩回應讓它在聯邦、州、和地方權威這三個重要環節上都‘跌了交’。但政府還沒有接受教訓。看看在打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戰役中都發生了什么?”希姆巴拉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這是個錯綜復雜的局勢。在2006中期選舉臨近時,它甚至讓會讓選情變得更加復雜。”
克椎特這樣推理道:“當足夠的美國人對現有政策感到失望時,當這一政策還能影響選舉結果時,因戰爭而引起的政治變化肯定會發生。我敦促反戰運動向政治議程轉移,發展明年國會中期選舉的策略,鼓勵候選人將撤軍作為自己的一項政治承諾。對執政黨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找到溫和派能站出來支持‘撤軍’。一旦壓力形成,共和黨內部就會起變化。”
撤軍已經成了人們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共識,關鍵的一點是:什么時候?
“我想,從伊拉克撤軍是好的;但我很懷疑是否要‘現在’撤。”克椎特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立刻撤軍似乎不太現實,雖然美國未來總會不可避免地要撤。很多美國人都在懷疑——包括一些反戰的人——這樣做是否明智。我的主張是,現在應該開始撤軍,但仍然應有步驟,有方法地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30萬反戰大軍聚集華盛頓的同時,400多名支持戰爭的美國人和辛蒂·希恩的隊伍打上了對臺戲。來自新澤西的軍屬瑪麗琳·法茨(Marilyn Faatz)說:“無論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們的兒女正在為我們的自由而戰。我們應該聯合起來(支持伊戰),但是我們卻沒有。”
美國的軍人家庭在國家發生戰事時往往是緊閉雙唇,克己服理。但這一次,他們則分裂出兩派,唇槍舌劍,展開激烈的辯論。民間尚有如此爭議,更何況美國政壇?由此看來,撤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按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學者安東尼·考迪斯曼(Anthony Cordesman)的話說:“如果你過快從伊拉克撤軍,你會看到那里的形勢在中期選舉之前就已經崩潰了。那樣做的后果要比你將軍隊保持在一個合理的狀態要嚴重得多。”
(李焰,《華盛頓觀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