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多與占卜有過“親密接觸”
“這是下經三十九卦,為蹇卦,上坎下艮。坎,山也;艮,水也,卦象為山上有水,因而山石嶙峋,水流曲折,有山高水險之象,比喻行路艱難,故謂之‘蹇’。蹇卦下是解卦,合起來就是說:先遇難,后解脫。經文中又說‘利西南’……”北京大學的徐同學撥弄著眼前的木頭棍,一本正經解釋著。坐在他對面的人凝神屏氣地聽著,并不時點頭,直呼“算得準”。
被算的人是徐同學的朋友,準備在今年報考西南政法大學的研究生,聽說徐同學對《周易》頗有研究,便硬磨著要算上一卦。他說:“《周易》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很神秘,不是簡單的迷信,自然有它的合理性。”
占卜之術與青少年的親密接觸由來已久。徐同學告訴筆者,初中的時候,他們班上就很流行一種用數字算姻緣的占卜。同學們相互之間都已經算遍了,班上比較引人注目的人會被算得更多些。這場全班性的占卜活動被班主任取消后不久,同學之間又流行起一種用撲克牌算命的新方法。近年來,隨著網絡的普及,占卜的花樣更是層出不窮,兼容中西,各種提供算命服務的收費網站生意盎然。
在筆者隨機調查的50名大中小學生中,有90%的人表示曾經進行過占卜。雖然沒有任何人在筆者面前承認非常相信算命結果,但是卻有7位都委婉地表示“有其合理性”、“有時會很準”。另外38人則表示,所有占卜都只是一種娛樂,無聊的時候用來打發一下時間。北京市楊莊中學的申情說:“占卜的時候會有很多人圍攏在一起,氣氛很好。我們對于結果倒不太放在心上,常常是說過就忘了。”
科普專家:用科學濾掉糟粕
算得準的背后是什么?“大師”徐同學告訴筆者,由于找不到足夠數量的小棒,根本無法按照合理程序來推演。但是憑著對朋友的了解,他主觀地選取了蹇掛,后來的程序只是裝裝樣子。
中國科技館館長王渝生指出,對于占卜一類在校園的流行,一方面是外來落后文化的影響。比如星座,就是古代歐洲占星術的翻版。那時,天文學還沒有發展起來,迷信與科學混雜著,產生了占星術。占星術對于星座運行規律的觀察為現代天文學所繼承,一些“宿命論”的思想也遺留下來,成為星座命理。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正確繼承,譬如《周易》。
王渝生說,隨著科學的日漸普及,迷信為了獲得發展,日漸與科學混雜起來。掌紋學、皮膚紋理學、星相學,這些都是科學,有統計學依據,但僅僅體現了先天遺傳的性格和體質。迷信雖然披著科學的外衣,卻是十足的主觀判斷,還將微乎其微的“先天遺傳”擴大到不可逆轉的“命中注定”,是非常可笑的。朱元璋即位以后,曾將與自己生辰八字相同的人召集起來。這些人有的當官,有的耕田,有的還是乞丐,于是朱元璋哈哈一笑,再不相信什么生辰八字了。
王渝生認為,占卜之術的流行不能一概而論。有些是搞著好玩的,與過年往門上貼倒“福”一樣,原本無可厚非。但是青少年是一個求知欲強、好奇好問的群體,如果不能正確給予引導,就容易陷入“宿命論”的歧途。因此,做好青少年科普工作意義重大。
社會心理專家:它是一種社會心理問題
華中科技大學的曹瀛說,對占卜之類的東西,本質上是不信的,但是偶爾和一些事情牽扯起來,還是會用星座來解釋。中國政法大學的石進也說,算命的本身帶來一種安慰,結果反而不重要。人民大學教授、長期從事青少年問題研究的專家俞國良認為,占卜一類在校園內長期流行,被大面積的學生所接受,反映的是一個存在于青少年中的、廣泛的社會心理問題,他把它歸結為:從眾、暗示、感染、模仿。
俞國良指出,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人社會化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的孩子往往表現出求知欲強、情感波動性大、心理承受力弱等特點。他們的人生觀、價值體系尚未完善,卻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開始越來越多地思考未來。他們一面保留著理想化的人生構想,一面卻又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受挫。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使他們對未來充滿了難以把握的虛無之感。同時,社會和家庭對于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又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一方面,德育工作尚未從“虛、空、大”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成績成為對青少年的唯一評價標準,讓孩子們在學習之外難以找到別的寄托。這些都使青少年在面對心理危機時變得更加無助。
這時,占卜在科學的掩護下,伴隨著追星、時尚而來,就很容易地侵入了青少年的生活。“宿命論”的魅力就在于,能讓青少年輕而易舉地將失敗歸咎于“命”,使之能夠心安理得地逃避責任。俞國良認為,占卜流行,折射出青少年的心理困惑。在校園和迷信間筑起一道金湯城池,不僅需要科普工作者的努力,從更深刻的層面上說,需要社會和家庭給予青少年更多的情感支持。
【來源:人民日報;作者:羅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