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對一些幸運的成熟女性來說，中性化的傾向，儼然是社會鍛煉出來的
★ 本刊記者/曹紅蓓
從朦朧的性別意識出現，到形成完整的性別人格，需要經過長久的磨礪。或由環境改造，或由自然生長，一些女性幸運地找到了她們性別人格的最強定位——中性化生存。
胡小蘭：什么時候你不知道哭了，你就成了
胡小蘭是一家專門從事農業廣告設計的專業公司的企業主，她待人熱情爽朗，工作中干練決斷，甚至有幾分霸氣。
少女時代的胡小蘭卻特別安靜，安靜到高中兩年時間幾乎沒和同班的男生說過話。有許多男生，都是30多歲同學聚會時才第一次交談。那時候她最大的樂趣，就是跑到爸爸做美工的劇團去看人家畫背景板、做胡子。
大學畢業后，胡小蘭被分到一家科研單位，在工作中，性格懦弱的她處處退讓，遇到不公平的事也不爭議，只會回家掉淚。“那時我已經知道等我快退休的時候會是什么樣了：像那些老女人一樣，混個高工，但能力低拿不到項目，跑到領導那里去哭，然后到別的組打個雜。” 婚姻生活同樣壓抑。胡小蘭愛看書，現在還保持著每天看書100頁的習慣，在公司看50頁、床頭看50頁。
90年代中期，胡小蘭選擇告別原來的單位，徹底顛覆了自己的人生。
因為別人一句“小蘭你是干廣告的料”，她開始一個人創業。起初印刷廠在北京郊區順義。“在印刷廠的人眼里，我不是女人，只是一個來訂貨的人。”她說，半夜干完活，沒處住宿，只得一個人站在沒有路燈的漆黑郊區公路邊打車，“冬天就靠在大樹上，怕有人從后邊抱我。”她害怕，出租車司機也害怕，都是離四五十米停下，等她跑過來，看清她背后沒有其他人才讓她上車。車很少，最長一次等了3小時，“所以我買車買得特別早。”
胡小蘭外型很女性化，適合女性化的裝扮。就是冬天也穿裙子，里面套個健美褲。那時候住的地方，回來晚了院子大門經常被鎖，她就把大衣從墻上扔過去，把裙子一脫，穿著健美褲爬門而入。
“難事多了，剛開始就知道哭。”后來一個同樣自己開公司的姐妹告訴她：你什么時候不知道哭了，你就成了。
現在的胡小蘭已經可以在職業和生活、男性和女性的諸多因素中自由切換。閑聊時細聲慢氣的，一轉到專業上的話題，語速馬上加快，語氣也變得斬釘截鐵。
她的很多老客戶都把她當哥們兒看，“我不會陪他們喝酒，但會幫他們很多事。他們的老婆也都喜歡我。”
有一次在公司，人們慌里慌張跑來告訴她出事了，原來是公司里一個員工癲癇發作倒在地上。其實當時她的心里也很慌，但她知道自己的表情一定會影響公司其他人的情緒，就故意做出鎮定自若的樣子冷靜處理了這事。
現在胡小蘭公司里女員工占絕大多數。“女孩子干活兒細，對待客戶有耐心。不過說老實話，我覺得我的能力還不夠領導男人。”她曾經嘗試過，但效果并不理想。
崔衛平：拋頭露面的場合里絕大多數是男性，但從沒有女性代表的感覺
自由主義、電影、哈維爾，不需再多提示，崔衛平這個名字就會從一些關注思想的人們口中說出來。看公眾知識分子崔衛平的文字，你絕猜不出那文字背后隱藏著一個女性作者。
9月23日，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穿著一襲紗質面料的長款暗紫套裙出現在記者面前，淡妝，話音輕婉。雖然家離約定的地點很近，為了不讓記者等，這么一身裝扮的她竟然騎了自行車來，一見面就抱歉讓記者跑了遠路。
近年來，在公共領域出現了若干在政治思想上做獨立探索的女性知識分子，除了崔衛平，還有艾曉明、肖雪慧等。常人看來，似乎她們在這個領域的出現本身就帶有某種反叛色彩，而這在崔衛平看來卻非常自然。“我們當年的讀物是沒有性別區分的。”崔衛平回憶起1971年上初中時，她到上海農場女知青宿舍去玩，發現屋子里8個女孩人手一本《紅旗》雜志閱讀的情景，“女性對政治的關注是始終存在的，只不過現在浮現了一個可以發言的公共平臺。”
崔衛平有一個非常開明的父親，他有一兒四女，但在對兒女的教育方面沒有一點差別，“他絕對不給女孩子任何一點暗示說有哪件事情她做不了。”
文革中有一段時期，父母親下放，姐妹都被送到別處生活，崔衛平和比她大一歲的哥哥兩個人一起生活了一年。當時崔衛平13歲，哥哥14歲，兄妹倆一起做飯、上學、讀書、挖防空洞，朝夕相處。哥哥愛好哲學，崔衛平成了哥哥惟一的談話對手。他們常常隔墻談思想、談哲學到深夜。與哥哥的思想交流不間斷地貫穿了崔衛平的少女時代。她還記得十八九歲的冬天，江蘇鹽城的室內非常冷，她陪著哥哥從早到晚坐而論道，雙腿幾乎凍成冰棍。后來哥哥去舟山群島當海軍，崔衛平去探望他，生被他拉住在房間里談了整整三天英國哲學家休謨，而把陽光碧水關在門外。
與哥哥的談話成了一種訓練，至少使得崔衛平對男性的話題從來不陌生。上大學期間，在食堂，有時12個人在一個大桌吃飯，11個都是男人，只有她一個女人，她卻能和他們就某個共同話題侃侃而談。現在，崔衛平拋頭露面的場合絕大多數還是以男性為主，但她沒有女性代表的感覺，也從來不畏懼。
有的時候她會和其他人激烈辯論，譬如和徐友漁，就曾因對高行健的評價意見不同打過嘴仗。徐友漁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那段時間兩人互不理睬，不打電話,但過后就好了，還是好朋友。
崔衛平把老硬文風的思想性寫作當作一種能量的釋放，“碰巧思想抓住了我的時候，我就去寫。”從文字中，確實看不出女性的痕跡。然而，女性思維和情懷還是會以其他的方式自然流露。比如，她特別強調寫作者的平等態度，主張公眾知識分子放低身架，不自命精英，崔衛平承認這可能就是源于女性的天性。
她曾不止一次提及貞德、林昭等英雄式的女性，對此，崔衛平說：“不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而是因為她們都和思想工作有關，是因為我在談論思想史上某個問題的時候需要談到她們。”但與思想領域的男性研究者相比，崔衛平給予女性主體的關注確實更多些，面對有人對她持“女性主義”的質疑時，崔說：“我是女性但不是主義。”
雖然慣寫富于思辨力的重頭文章，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崔衛平的思路也并非總是那么縝密。她寫給女兒的大量文字，就被人戲稱為理性不足，“有個人崇拜色彩”。
今年三八節，《SOHO小報》約她寫一個稿子。當時她正在病中，“身體弱，能量不足”，于是草就了一篇描述性的文章“一張炮打丈夫的大字報”，文中，她把丈夫說成是“童話故事中才有的人。”
父親、哥哥、丈夫，生命中三個最親密的男性給崔衛平撐起了一片自由生長的空間。“你寫文章時道理多，可不意味著生活中道理也多。生活中就該誰有道理聽誰的。”提到自己的丈夫，崔衛平尊重和欣賞之情溢于言表。“我這種在外面聲音這么大的人，換作別的男人，可能真會有問題。”她始終微笑著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