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9日電 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刊載文章稱，剛剛結束的五中全會，對于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表述頗多新意。
文章引述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韓寶江表示，“五中全會公報頗多新意，有的是老話題賦予新內涵，有的則是首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的新提法，既全面又深化，既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又符合國際規律”。他認為，公報“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對于穩定民心，以及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無疑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小廣看來，公報指明了“十一五”的重要定位，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十一五”時期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地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從第十個“五年計劃”，變為第十一個“五年規劃”，這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的標志，表明中國的體制模式、發展模式已發生了深刻變革，市場、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明顯增強，政府對于經濟發展的管理方式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改變。
經濟學家常修澤說，“規劃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這標志著黨和政府對于發展的認識又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文章指出，五中全會公報在最短的時間內傳遞與勾畫出“十一五”規劃的脈絡，其中的新意，歸納如下：
新意之一：為“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一老話題賦予新內涵。
在韓寶江看來，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整個“十一五”規劃中是一個具有紅線性質的提法。從“九五”計劃中正式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十一五”規劃再次重提，這本身就很有新意。
韓寶江指出，“如果說過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只是一種選擇，那么現在就是一種必須”。“九五”時期，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總量不足，也因此當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壓力和動力都不足。經過“十五”的長足發展，目前，“供大于求、需求不足”已成為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比過去有著更加深刻的意義。
王小廣認為，目前這種依賴資源高投入實現的粗放型增長已對可持續發展構成極大挑戰，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其必須與體制創新、產業升級、結構調整結合在一起。張立群認為，“十一五”期間，無論從市場的角度看，還是從體制和機制的建立、完善來看，都具備了支撐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條件。
新意之二：第一次全面論述了如何統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在全會公報中有一個很醒目的詞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對此，韓寶江指出，新時期要解決城鄉差距，不能僅靠把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因為即使將來實現現代化，城鄉仍是并列的兩個經濟單元。這次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如何把提升農村經濟、農業經濟和農民素質統一起來，要以農村為區域經濟的模塊，考慮怎樣讓這一塊經濟活躍起來。
具體來說，一方面要著眼于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農村基礎教育建設及對農民培訓的投入，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村自身發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實行“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這實際上是把農村發展的資金投入方式、發展方式以一種新的思路提出來。“說到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際上是要跳出農村、跳出農業、跳出農民來謀劃農村的發展，這對于提升農村、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維護農民權利，實現這一部分人的發展，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貢獻。”
常修澤指出，新農村建設不是簡單改變村容村貌，而是一個全面系統工程：既有發展農村經濟的內容，又有發展農村社會事業的內容；既有農村綜合改革的內容，農村政權建設、治理的內容，又有鄉村文明建設的內容，這是農村的經濟、社會的轉型。在實踐中需防止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狹隘化甚至庸俗化。
新意之三：高度重視“自主創新”，將其之于全局的意義提升到戰略層面。
常修澤認為，切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意義，已被提升到 “十一五”期間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層面上來。韓寶江將“自主創新”視為支撐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支撐產業結構調整的支點。全會高度重視自主創新，體現了新一屆領導集體對于整個產業發展的判斷，表明下一步政策、資金和人力投入將會向這個方面加強。這也指明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中國必須通過自主創新提升整個國家的經濟水平，提升整個制造業的制造水平。只有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加快了，經濟發展才能擺脫對于自然資源、環境的透支性依賴。
張立群認為，中國發展工業化要形成一個加工制造業的體系，而其核心就是形成若干方面的自主創新能力。從過去對外開放“拿進來”，到“學會”，再到“創新”，這種變化表明中國產業發展的質的提高，也是工業化發展的新目標。王小廣認為，公報對于“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的強調是以往沒有過的。中國較弱的自主創新能力使中國在國際競爭中面臨很大的挑戰，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就很難擺脫資源消耗型的粗放增長。
新意之四：GDP增長目標從總量到人均。
公報中“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實現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對此，王小廣認為，人均GDP翻一番指標是“十一五”規劃中新的指標，經濟增長的要求提高了，而且人均比總量能更具體地反映增長的質量。特別是公報中首次引入了單位GDP能耗指標，對于資源利用率提出了一個強制、明確、量化的約束，體現出對環保、可持續發展的重視，既可以實現一定的發展速度，又能夠做到資源節約。
張立群也認為，這一提法針對性很強，而且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同時，他指出，規劃將“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也作為一個要求提出，這說明了政府對于經濟運行認識進一步深化，也是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水平提高的標志。
新意之五：鮮明地提出加快發展服務業。
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體現在哪里？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是否工業的比重越大，工業化的程度就越高？對此，韓寶江認為，工業化除了工業比重的增加外，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服務業比重的快速膨脹，也是工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工業化分工細了，必然需要服務業來黏合工業生產的各個環節，提高整個工業化的水平。
“盡管加快服務業過去曾提過，但是這次在‘十一五’中的分量和地位是不一樣的。”常修澤指出，現代服務業將是“十一五”期間乃至更長期間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亮點”，需要著重研究。
新意之六：“加強和諧社會建設”正式出現在綱要性文件中。
張立群認為，建設和諧社會將成為“十一五”時期的重要內容。“十一五”是改革的攻堅時期，經濟體制將向深層次變革，市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增強，是適應市場調節作用、全面加入世界分工、融入世界經濟之后的適應期，這種適應表現為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各種利益矛盾沖突趨于尖銳化。所以，在他看來，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有很強的預見性，是在更深的層面推進改革，同時也是更多地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完成“十一五”目標的重要保障。
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的，社會保障、就業、社會公平等諸多問題在公報中都給予了更多的強調。韓寶江認為，這做到了既堅持效率，又注重公平。常修澤表示，中國越來越走向一個多元的社會，在這種經濟多元、社會力量多元情況下，平衡和協調多元之間的矛盾，需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正義。除了分配以外，要特別注意使社會成員享有機會公平、地位公平、規則公平，從起點上實現社會公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公報將發展科技教育和壯大人才隊伍，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這是一個分量很重的提法。“十一五”期間將會加快教育的發展，而教育的普及既體現出社會的公平，又標志著對人力資源的重視與開發。
同時，“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提法也首次出現在五年規劃之中，韓寶江認為，這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最本質的要義。“循環經濟”正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出路與支點。
新意之七：區域經濟發展形成全國聯動的大格局。
東部率先、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十一五”期間一個整體聯動的區域發展格局將全面展開。韓寶江指出，公報提出了大城市、小城市協調發展、合理布局，表明區域發展的協調將成為重點，下一步要做的是結合各地特點細化分工，加大區域之間的轉移支付和協調力度。
王小廣認為，新時期的區域發展更強調整體協調。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發展要求，比如，東部率先，更強調質量的提高；中部加快崛起，則發展的速度和效益都要加快；東北老工業基地面臨著體制問題；西部地區更為突出的是環境問題、基礎設施的完善、擴大開放等。在針對不同地區的要求還要全盤考慮，統籌協調。
張立群提出，還需注意控制區域間的差距問題。此次提出的區域政策有很強的針對性，發揮了各個地區的自身優勢，從各自區域的自身情況出發來謀劃區域發展，這種區別對待、整體協調、聯系的政策兼顧到了公平和效率兩個方面。
新意之八：“十一五”既是發展的規劃，也是改革的規劃。
“‘十一五’期間，改革到了‘啃硬骨頭’的階段”，王小廣認為，“十一五”對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規劃既是發展的規劃，也是改革的規劃。公報中提出“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加快推進改革”，“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在王小廣看來，這樣的提法“分量重、要求高”。
公報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放在首位，韓寶江認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政府改革的一種新的提法，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就是行政管理體制如何能夠真正體現出“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新的發展思想。張立群認為公報對于政府如何能夠到位、歸位的表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急切和鮮明。這說明，中國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變革在今后5年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改革直接涉及到政府本身。核心問題是怎樣提高黨在政治上的凝聚力以及政府對于經濟、社會的管理水平，而政治的穩固，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也是市場發揮作用、推進改革的重要保障。
常修澤表示，“十一五”期間的“改革”呈現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上端化，直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二是深度化，向壟斷行業、金融體制、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推進；三是人本化，就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衛生、教育體制等諸多民生類改革將進一步推進，增強了改革的人文關懷；四是要從“參與”和“應對”經濟全球化兩方面推進整個體制創新特別是涉外體制創新。(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