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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管這叫頹而不廢，或者高級頹，就像顏色里的高級灰。
本刊記者/曹紅蓓
對于搖滾圈來說，鄭鈞的臉帥過了頭；對于卡拉OK迷而言，他的歌又太“難聽”。他從一開始就不屬于任何一個集團。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這個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西安人能在歌壇的“輝煌94”這一年乘風而去，“活”到現在，純粹是一個小概率的幸運事件，一個個案。
出道11年來，鄭鈞以兩三年寫一張專輯的頻率跟人們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系。其一副吊兒郎當的舉止做派，并沒有妨礙他成為中國最早的能夠通過唱片版稅養活自己的歌手。這些年，他去過了《回到拉薩》里的拉薩，娶了《灰姑娘》的原型，翻唱了小時候媽媽和姥姥教他唱過的歌，實現了一個又一個愿望。現在的他還在寫歌，在2005年12月3日的《溫暖吶喊》個人演唱會后，又將開始制作一張全新的創作專輯。
鄭鈞的歌總是懶洋洋賴唧唧的樣子，但是爆發起來又有一股狠勁，溫情和粗野漫無條理地勾兌在一起。
頹是頹，但什么都不耽誤。鄭鈞管這叫頹而不廢，或者高級頹，就像顏色里的高級灰。
11月17日，對鄭鈞的采訪在北京東部一個飯店的大堂里進行。鄭鈞感冒了，一直不停地說“對不起”，然后大打噴嚏，但是沒有表現出一絲傳說中的傲慢和不耐煩，態度堪稱和藹可親。
“需要治療頸椎病的話可以去我的演唱會”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這么多年一直沒在北京開過演唱會？
鄭鈞：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其實五六年前就打算開了，在首都體育館，但因為與合作方的理念不同沒能做成。現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這次演唱會的整體思路是以我為主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1994年出的第一張唱片里，《赤裸裸》、《灰姑娘》、《回到拉薩》、《極樂世界》等后來都成了卡拉OK的熱門曲，1997年第二張專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路漫漫》等影響也比較大，到現在出了4張原創專輯。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每一張唱片中歌曲的傳唱度似乎越來越小了，你認為這是什么原因？
鄭鈞：從1999年出第三張開始，就基本不做宣傳了。但這幾張的銷量其實和前面的專輯差不多。而且，傳唱度只是一個方面，至少我的每張唱片里都有幾首能留下來的作品，像第三張里的《怒放》、《幸福的子彈》……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后來不做宣傳了，覺得名氣已經足夠大了嗎？
鄭鈞：不，開始討厭宣傳了。
中國新聞周刊：問題是，如果沒有30首左右高傳唱度的歌墊底的話，做一個演唱會是不是會存在歌源的問題？
鄭鈞：這次我會在演唱會上唱二十六七首歌。有一部分肯定是全場卡拉OK，還有一部分就是讓你聽的，讓你一邊聽一邊甩腦袋的那種。所以需要治療頸椎病的話可以去我的演唱會。(說這話的時候，鄭鈞仰頭笑得很燦爛。)
“8歲的時候我就已經老了”
中國新聞周刊：成名前后心態有什么變化嗎？
鄭鈞：沒什么變化。對一個藝術家的創作來說，吃飽了還是餓著不是特別重要。畢加索和梵高都是偉大的創作者，前者是飽的，后者是餓的。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你是因為藝術而飽著，但是假如你因為藝術而長時間地餓著，你還會堅持搞藝術嗎？
鄭鈞：我會放棄。
中國新聞周刊：1997年出《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的時候，你30歲，你唱“如果我哭了，可能是我老了”，你感覺自己的心態從那時起就老了嗎？
鄭鈞：你誤讀我了。我不是從那時候老的，8歲的時候我就已經老了。當我看著我爸爸的尸體，開始想人為什么要活著的問題，然后覺得自己一下子就老了。這種心態一直持續至今。
從那以后，我就像一列一直往前開著的火車，而我經過的種種社會經歷，具體的事件，就像車兩邊的風景，只是從旁掠過，它們根本影響不了我的軌道，我的內心世界。
中國新聞周刊：1999年出第三張唱片的時候，你唱“盡快離開這地方”。就在前幾天，準備演唱會期間，聽說你又想實施逃跑，結果未遂，經常想逃跑嗎？
鄭鈞：不是想逃跑，而是在逃跑。從小我就在逃，考大學我非要到南方，是一種逃，大四時想去美國，也是逃。后來我還是經常逃，從一個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從一種生活逃到另一種生活。但每次逃跑的下場都是被找到，因為我憋不住會打電話給老媽。讓老媽十天二十天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可受不了。
中國新聞周刊：既然你的心態都那么老了，還用得著總玩逃跑嗎？
鄭鈞：所謂“逃跑”是為了尋找自由。這和老不老無關，而是取決于每個人的心靈對自由的依賴程度。
“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同時是一個享樂主義者”
中國新聞周刊：照片上的你常常是斜昂著頭，一副白眼看雞蟲的樣子。你說自己是一個沒落貴族，你的天生優越感從何而來？
鄭鈞：“沒落貴族”是別人愿意那么叫我，我自己沒說過。我也從沒有任何優越感。我爺爺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外公是早年留日的，如果是解放前，說不定還有一點意義，但我出生那會兒是我家最慘的時候。
實際上我小時候自卑之極，因為做什么都不被肯定。我有一個處處比我優秀的嚴厲的哥哥。我都是十幾歲的中學生了，有一次正在家里和人聊天，我哥從學校回來，行李往地上一扔，就叫我把成績單拿來，一看考80分，上去就給我倆大嘴巴：“比豬還笨，考80分還敢在這聊天！”和我聊天的人直接就嚇跑了。我上了普通高中后，我哥對我說：“你這輩子算完了，你就是個垃圾！”
我的自信完全是到杭州上大學以后才開始獲得的。上大學的第一個月，我就被選為新生聯歡會的主持人，后來當學生干部，還險些入了黨。
到了杭州，我才發現生活原來還有陽光的一面，沒事在西湖上泛個扁舟挺好，在西安我就覺得步履沉重。現在我最喜歡的是北京。北京很嬉皮，身家上億的人有可能平時就穿個拖鞋、老頭衫什么的。我喜歡嬉皮。
中國新聞周刊：美國原產的嬉皮后來大都成了社會的中流砥柱。你現在開酒吧、開公司、弄農場，是不是也要向這個方向發展？
鄭鈞：我是多重的，嬉皮是其中一重。我做事從來不管別人是不是喜歡，我既不關心所謂的藝術家怎么說我，也不關心那些惡俗的人怎么說我。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安頓就怎么安頓，只要我不危害別人就行了。
有一次我在深圳一個酒吧里，一個特別漂亮的姑娘跑上來問我是不是鄭鈞，我承認了以后，她跟我說，“我喜歡了你好多年了，你是我惟一熱愛的歌手。可是，你今天怎么會出現在這兒？”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能一直虛無飄渺地生活在遙遠的世界里。我告訴她，“這有什么奇怪的。都是人啊，誰不吃糧食？誰不拉屎？”
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同時還是一個享樂主義者，藝術并不妨礙我享受生活。我想在酒吧和朋友混的時候我就在酒吧，我想到農場吊床上躺著的時候就去農場，我想到山里閉關寫歌的時候我就上山。生活就是一次次的選擇構成的，我每一次選擇都是孤注一擲，所以死而無憾。
中國新聞周刊：你說過你的人生將是個悲劇？
鄭鈞：總起來說，每個人的人生都不是喜劇，但有一種人的人生可能不是悲劇，那就是有堅定信仰的人。而我不是。
中國新聞周刊：你標榜自己頹而不廢，在你看來，頹而不廢和頹廢的區別是什么？
鄭鈞：徹底地頹廢必須先徹底地絕望，但我還是謳歌希望的，所以我頹而不廢。
中國新聞周刊：今天的你給人的感覺很溫暖，這和你歌里的，還有公眾印象中的頹似乎完全不一樣。不得不說，你今天的表現太像一個上進青年了，你覺得這反常嗎？
鄭鈞：不反常。今天這樣的表現就是我的常態。其實我平常是努力讓自己做一名上進青年的。頹是一種抵抗的方式，也是對命運的尊重，因為生命的色彩，本來是悲的。(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