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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制造神話的同時，也制造了一片虛幻。

　　文/孫孟晉

　　生命，就是一段陰差陽錯的歷史。

　　“披頭士”的光環在被打破的時候，才映照出一些真實。誰也無法否定列儂和“披頭士”樂隊在西方流行文化史上的影響力，但一旦神話隨主人的離去而隕落，我們方能逼近一點真相。

　　這幾個原本模仿“貓王”的來自底層的年輕人，一夜之間成了時代的代言人。他們在短短的十年時間里，要克服身上的稚氣和陋習，在世人面前扮演美好的形象。但隨著內心的飛速成熟，原先虛幻的東西蒙蔽了大家，也蒙蔽了他們自己。

　　他們為歌迷送上了鮮花，也送上了幻覺

　　列儂本身就是非常戲劇性的多面體。他曾經非常敏感地感受到人生無常。父親在他兒時拋棄了他們母子二人，而那對他造成的創痛一直如陰影般籠罩著他，直至他享受全世界對他的頂禮膜拜的時候，仍然在心底抵抗著恐懼感和不安全感；同時，他過于強烈地尋找愛與認同的欲望，使早期的披頭士音樂充滿了幻想，一種在彼岸才能找到答案的天真幻想。列儂身上具有呼喚父親的情結，老實說，在那代青少年心目中他的父親形象是不穩定的，在生活中他對自己親生兒子也曾經不負責任，列儂需求溺愛的一面最后也終于爆發：在個人的唱片里他過于甜蜜地表達了他與小野洋子的情愛之歡。

　　列儂在個人唱片里呼喚人間的愛，而“披頭士”的音樂里有超自然的愛。

　　美國文化學家狄克斯坦在一本影響了大多數熱愛“披頭士”的中國樂迷的書《伊甸園之門》中說，“60年代是一個相信魔力和無邪、對個人愿望的無窮威力保持著一種動人信仰的時期”。說穿了，上個世紀60年代的烏托邦醞釀了“披頭士”的誕生。在“披頭士”剛出道時，他們打扮得清純可人，那種健康的模樣恰是英國年輕人的需求，但這種同時禁錮了他們內心的風格并不是他們的本意。也就是說，他們在預先被設置的角色里充當了演員。

　　在《橡膠靈魂》推出之前，“披頭士”的音樂簡單而單調，如一張白紙書寫著怯生生的青春之歌。他們在音樂里首先撕下了面具，他們突然披著長發，跟隨印度“傳教士”克里希那尋求東方冥想，并在嬉皮的精神里升華。“披頭士”開始發行帶著迷幻氣質和懷疑色彩的專輯，這才是他們不朽的經典。這正好符合了60年代年輕人的叛逆精神。

　　上個世紀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造就了“披頭士”，同時，“披頭士”也成就了一部分的反主流文化。從西方信仰危機，到重塑信仰，直到徹底毀滅，便是披頭士走過的時代歷程。民權運動、反戰以及享樂主義的抬頭，使那個時代在粉飾一切又顛覆一切的矛盾中極度膨脹。而“披頭士”相比60年代其他搖滾樂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嚴格地說，他們是60年代反主流文化上升期的產物，美好愿望在他們身上曾經是活生生的快樂原則，是革命的幻想化號角，也是陽光普照沖動中的情感故事。

　　但是，“披頭士”在自身角色與文化積淀中的落差，也為歌迷提供了虛幻的一面。很多時候，他們內心因為成功帶來的膨脹與虛妄在抵消著自身凡人的一面。在踏上美國的那段日子，他們過分地享受著歌迷對他們的寵愛，他們開始對在他們年幼時期對自己有巨大影響的“貓王” 冷嘲熱諷，而這個時候的“貓王”已經虛腫而衰老，以一些不合時宜的情歌度日。

　　偶像，是時代賦予的一劑包裝精美的毒藥。終于，“披頭士”自己嘗到了那劑毒藥。某次演出完，在歌迷掀起的熱浪中，列儂面色蒼白，道出了一句宿命名言，“有一天，他們會撕碎我們。”

　　“披頭士”滿足了人們瞻仰神話的欲求，并在神話結束前譜寫了一部悲壯史詩。可神話總要隕落的，披頭士最終在60年代反主流文化徹底瓦解與失敗的情緒中解散。關于他們的解散有各種傳說，但最最重要的無異于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們唱至心靈的歌唱在之后幾十年間仍被不停地傳唱。

　　他被別人射殺，也被自己粉碎

　　而約翰·列儂，在從一個又一個臺階往上攀爬的時候，也徹底地經歷了孤獨的侵襲。約翰·列儂一直對世界包括自己抱有懷疑，就如他命中注定要成為20世紀60年代先知式的人物，命中注定他也要死于悲慘的血泊中。

　　前兩年，小野洋子在格萊美頒獎禮上還在重復她當年和列儂的“床第和平運動”的格調，“披頭士樂隊為了和平做過很多貢獻。請記住列儂的話，音樂使我們在一起，祝愿音樂不會寂寞，希望世界和平。”可列儂那些“給世界一個和平的機會”的口號并非是可信的，尤其在他后期，他身上的味道像一個食肉主義的偽超脫者所能散發的：一方面，他過于沉浸在個人生活中，另一方面又把這種私人空間放大，著名的“床上和平運動”就令人不堪忍受。

　　同時他的“裝腔作勢”還體現在其他方面，有時候傲慢而擺譜，有時候又虛假而不可信。他不加克制地利用媒體使自己始終處在關注的中心。最滑稽的例子是舉辦個人藝術展，他邀請的名單中有超現實主義大畫家達利，后者在采訪鏡頭前作出最不屑的表情。另外，一位漫畫家抱著和列儂探討和平問題的目的，來到列儂和大野洋子的床前，但他稱最后發現的只是列儂的逢場作戲。

　　那個殺人兇手在釋放后的一段辯解也許也說明了什么，盡管人們不會為此原諒他。他說，“我受了《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影響，我感覺列儂后來和那本書所描述的世界一樣虛偽”。

　　列儂和樂隊的兄弟麥卡特尼之間的矛盾最真實地反映了人類的弱點，他們在成功之后并沒有克制住個人的私欲。另一方面，列儂因為維護光輝形象而遮遮蓋蓋，最終，這個時代的英雄被自己制造的虛偽毀滅了。

　　其實，列儂個人時期中最有名的曲子《Imagine》(想象)是非常蒼白的，那種世界大同的理想被抒情的旋律引向了烏托邦，列儂在那個烏托邦里扮演了國王，在歌里，我們看到一張虛浮的臉上世故的微笑。相反，他的個人經驗中的哭述反而真誠感人，比如《母親》中，列儂痛楚地對天空乞求著愛，不難讓人聯想起他年輕時，母親被車撞死而給他帶來的傷痛。

　　那個曾遺棄他們的親生父親聽了這首《母親》后，曾經找過他，但列儂拒絕了。這也說明童年失去的愛始終是列儂揮之不去的陰影，而一個受困于自身情感體驗的人，是沒法真正扛起理想旗幟的。

　　他在制造神話的同時，也制造了一片虛幻。公正地說，誰也沒有真正看到列儂復雜的內心，以及他可能存在的本能的對虛幻的抵抗。與其說，這個人的晚期是虛偽的，還不如說他試圖掩飾自己在虛幻的陰影里的掙扎。

　　人是需要神話來支撐平凡生活的。可事隔25年，但愿我們不會再盲從，只需要去體味他出色的聲音中喚醒的那一點感動。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為上海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