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30周年紀念日。在這樣的日子里，重溫周總理的家規，我們會明白，為什么在他去世30年后，人民仍是那樣地懷念他。聯系現實，我們更想知道——

　　“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生活要艱苦樸素；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些家規是周恩來總理高尚人格的寫照(1月8日《人民日報》)。

　　周總理兩袖清風，一塵不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其高風亮節，全世界景仰。他嚴管自己的配偶、親屬和子女。他曾說過：“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1974年籌組四屆人大領導班子時，毛澤東曾批準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被周恩來壓下來。直到他去世后，鄧穎超在1977年被選舉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才得知此事。

　　他的弟弟周恩壽上世紀20年代參加過大革命，解放后因病被安排到內務部任參事。周恩來堅決反對，執意為其辦理病退手續。周總理沒有親生子女，對侄子、侄女同樣嚴格要求，他們從內蒙古插隊的地方參了軍，也被勸說脫下軍裝，重回艱苦的第一線。他經常告誡他們：“不要因為我是總理，就自認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響。你們要自覺改造自己，不能學八旗子弟。”

　　周總理身居高位，從來不謀私利。其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及其利息，別無進賬。而支出項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日用開支以及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等。據統計，周總理的工資是400.80元，鄧大姐的工資347.50元。從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兩人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直到1976年1月份去世后，兩個人總共才積蓄了5100元(2006年1月5日《南方周末》)。這一組數字更像一把尺子，衡量出了一個共產黨人，一個黨和國家創始者、領導者的襟懷節操。

　　周總理離開我們已經30年了。30年的滄桑巨變舉世矚目，總理地下有知應該笑慰。但是，周總理的家規卻在某些人身上面臨失傳的危險。我不知道，面對這樣樸素平凡而又閃耀著道德光輝的家規，我們究竟會有多少官員應該感到汗顏，感到愧怍，感到尷尬？

　　那些被裙帶關系之風熏醉的官員，是不是會感到汗顏？“一人得道，全家升天”，這種事現實中多得很，像北京市交通局原副 局長畢玉璽之流，不僅自己因受賄罪、私分國有資產罪被判處死緩，其妻子王學英和兒子畢波也被押上了審判臺。

　　生活腐化墮落的官員、以權謀私的官員，是不是會感到汗顏？一個縣委書記通過賣官鬻爵不到一年就貪賄數千萬元之巨，以至于感嘆“當縣委書記與當縣長就是不一樣”。善良如我輩常感到匪夷所思：身居高位，吃穿不愁，要那么多的錢干什么？

　　面對總理的家規，我們究竟有多少官員會感到汗顏，感到愧怍，感到尷尬？會不會有人覺得那只是“小兒科”，“小題大做”，甚至會輕蔑地認為，這一套早就過時了，現在流行的正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人生苦短，何不瀟灑“貪”一回？

　　沒有了是非心，沒有了羞恥感，沒有了愧怍意識，還有比之更可怕更可悲的嗎？

　　(來源：檢察日報，作者：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