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和她的同學張藝謀、陳凱歌一樣，胡玫對作品賦予她那個時代人固有的精神表達。只是她更聰明地找到了市場和精神表達的結合點

　　本刊記者/丁塵馨

　　每天晚上，胡玫都會守著電視機完整地看完2集連播的《喬家大院》，她說，看電視的感覺和在剪輯機旁看完全不同，“隔了半年再看，特別有親切感”。

　　自1998年執導44集《雍正王朝》之后，胡玫已無一遺漏地連續將《忠誠》《香樟樹》《漢武大帝》以及正在熱播的《喬家大院》端上了央視一套黃金檔的餐桌，如果按觀眾的人次和作品數量計算，胡玫無疑大大超過了張藝謀、陳凱歌，算得上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高產影視劇導演了。

　　很多觀眾難以想象，像《雍正王朝》《漢武大帝》以及《忠誠》這樣陽剛氣十足的電視劇出自一位女導演之手；熱愛歷史和政治的人，則樂于從劇中去按照各自的史實和現實，發現了豐厚的話題；而做影視研究的專家們立刻從中發現，胡玫身為張藝謀、陳凱歌同學，不僅在鏡頭語言上的“唯漂亮主義”與兩位同學不相上下，在“熱衷帝王題材”和“闡釋強力崇拜”方面，也如出一轍。

　　對于各種角度投射來的目光，胡玫的態度也顯出了女性才有的現實和理性，她既不像同學陳凱歌那樣激昂，也不似張藝謀這般淡然，她會對前來質詢的記者細心解釋，哪些是屬于編劇和歷史顧問的職責，哪些則是攝影和美術的范疇。她甚至將《漢武大帝》和《忠誠》的爭議言論結集成書上市，順便也附贈給身邊的記者和朋友。

　　胡玫接受采訪，猶如她的電視劇，細碎而綿長，卻不見劇中的強悍。了解了她從20年前女性電影導演代表如何轉變成了現在的風格，以及她賦予作品的理想和想象，就能明白這個電視劇的“一姐”是怎么產生的了。采訪約在她的住所里，房間龐大而凌亂，她解釋說因為新家正在裝修，這套住宅現在是居住兼工作室的多功能廳。初次見面的胡玫溫和而客氣。她笑稱，自己在家接受采訪有心理障礙，生怕被先生聽到，“不然他又要說我這話那話說得不對了”。

　　這就是一個男人的社會

　　中國新聞周刊：你之前沒有想到《喬家大院》的收視率會這么好？

　　胡玫：開始沒想到。剛拿到本子的時候我對晉商也沒譜，想無非就是講商人怎么發家致富嘛。等走訪了喬家以后很震驚，當看到他們家把“學吃虧”“誠信”作為家訓刻在門楣上，我覺得有點意思。慢慢把晉商文化這層面紗就揭開了，我對這些人的故事感到激動。我想這也是為什么會有這么高收視率的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電視劇里有多少是真實的？

　　胡玫：喬家的后人和專門研究喬家的祁縣博物館館長都認為，起碼百分之八九十是事實。除此之外，我把常家大院、王家大院等等其他大院的故事也融到這里面了。

　　中國新聞周刊：《喬家大院》里，喬致庸簡直就是個活雷鋒，之前你拍的人物像《忠誠》里的市委書記，漢武帝，甚至雍正都是很正面的“高大全”形象。是有意這么做嗎？

　　胡玫：我沒有一個定型的人物模式，非要做什么樣一個人。但我是一個英雄主義者，我很崇拜英雄。非常可悲的是，現在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男人的社會，真正推動一個歷史前進的還(多)是男人。

　　我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我就想，那我們應該讓男人做成什么樣子。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作品里的男性人物形象，是按照你理想中的形象去塑造的？

　　胡玫：對。比如說，我喜歡和聰明的有智慧的男人接觸，如果這個男人窩窩囊囊，我就不愛理他。他不能給我什么見教，一些刺激的話，我就覺得(和他接觸)沒什么意思。這也是生活習慣吧。

　　中國新聞周刊：相反在你的故事里，常常是女性都沒有完美的，甚至是陰暗的。比如《喬家大院》里，你還是讓喬致庸栽在了女人的手里。為什么？

　　胡玫：我說過這是一個男性的社會，尤其是在解放前。當時封建的禮法對她們摧殘得越深，積怨也越大的。像在《喬家大院》里，我們有一個很明顯的副主題，就是為女性的命運鳴不平，包括大嫂在內，三個主要女主角都是這樣的命運。哪怕是陸玉涵，雖然她得到了心愛的男人，但是在片中，她的丈夫還會對她說，“對不起，我們的賬是不能讓別人過目的。”女人是不可以過目賬目的。那時候的婦女是非常不幸的，不是我成心把她們塑造成這樣。

　　中國新聞周刊：在片中，她們的人生命運全部都是圍繞一個男人，幸運或不幸。這是劇情的需要還是你對那個時候女性地位的理解？

　　胡玫：我覺得這是起碼的對那個時代(女性)的了解。除了像女土匪、雙槍老太婆這樣極其傳奇經歷的人外，如果哪個劇里面出現了在那個時代一個特別能干的女性，我都要打一個問號。我不相信 不大可能。那時候婦女基本都是纏小腳，連屋門都走不出去，怎么可能去搞那些事業？

　　這是對那個封建社會，對舊時代文化起碼的了解。對女人而言，男人的命運就是她的命運，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真是幾千年來中國婦女的主流命運，除了慈禧太后、武則天以及個別像竇太后這樣掌握大權的女人。

　　享受電視劇帶來的成就感

　　中國新聞周刊：從20多年前最早你拍《女兒樓》等一系列女性題材的影片，到現在主要創作男性題材為主的作品，有一個現象是否可以印證你轉變的原因：你拍的男性題材的電視劇都有比較大的反響和收視率，而女性題材的作品包括同樣在央視一套播出的《香樟樹》，卻都反響平平？

　　胡玫：《女兒樓》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你不可能要求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孩去負載那么多的社會、文化、歷史(的內容)，這些我自己都還沒弄明白呢。所以那時我的作品中，大量的還是問號：女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樣，或者這個女孩她的內心為什么這樣……視野比較小。

　　到了一定的年齡我發現，女人的命運已經不足以吸引我的眼球。一個女孩的成長過程大體就是這么一個階段，如果沒有特殊的經歷，女人基本上都比較善良，喜歡夢想，比較浪漫，這些特質都千篇一律，在我的眼里，就顯得比較蒼白。不如男人步入社會和推動歷史發展，來得那么豐富，那么多的層面。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第一部《昨夜長風》是在央視8套播出，你的其余5部都是在央視一套黃金檔播出，這在國內導演中沒有第二個。是你有意識的嗎？有什么竅門？

　　胡玫：(想了好一會)原來可能是碰巧，后來變得有點意識了。先前我覺得，央視播還是地方播，沒所謂呀。后來發現央視的覆蓋率特別高，所以在創作過程中，增加了一份這個方面的思考：怎么能讓片子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中國更廣大的人民群眾？這成為我創作的指標之一。

　　我聽說這幾部片子給央視帶來的廣告收益都是最高的，這可能也是他們樂于選擇我片子的理由吧。

　　但不管是什么樣的平臺，我的審美標準始終是，希望通過我的片子塑造“真善美”的事物。

　　中國新聞周刊：包括像塑造雍正皇帝的時候，你也希望是反映“真善美”？

　　胡玫：很多人說，我美化了帝王將相，我想我不是。如果你研究了關于雍正的作品的話，就能看到，一個皇帝在他在位短短13 年的時間里，批的折子一頁一頁紙摞起來到十層樓高，想想我們誰能做得到？——起碼有一點，這個皇帝是非常努力的。實際乾隆遠比雍正殺得多的，多得多。

　　所以是這個人物征服了我，我才有感而發，再用我的真實感受去表達。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電視里的雍正，其實更像是你內心希望的完美皇帝的形象？

　　胡玫：對，比較理想化。我說的“真善美”，光有真還是不行，還要通過“拔高”，把人的德性里的善良的一面向人們伸張。

　　在我的人物選擇上，一定是有善有惡的。在我的片子里，壞人一定是壞到很壞，好人一定是好到很好。如果他是個好人的話，不管他犯什么錯誤，我都會把他塑造成一個好人 一個犯錯誤的好人。

　　我也注意到，日本在戰后處在一種混亂的特別萎靡的社會心態里，當時出了一些特別棒的導演，他們拍了一些振奮日本民族精神的片子，把日本男人的魂魄重新地加以整理，對振奮當時社會心態起到很好作用。這是他們的功績，提升了這個民族的精神。

　　我覺得我們的作品，要是老是纏綿在男歡女愛、燈紅酒綠、婆婆媽媽的事里的男人，有啥意思？我不喜歡，我覺得沒勁。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你也想象那些導演一樣，拍一些有社會影響力的片子？

　　胡玫：一種社會責任感。(問：這也是很多“第五代”導演都有的心態)——都有這毛病(笑)。

　　中國新聞周刊：就像不少“第五代”前幾年扎堆去拍帝王戲，現在又紛紛撤出，你現在接拍《喬家大院》，又推掉了《努爾哈赤》是不是也在考慮轉換帝王的題材？

　　胡玫：沒有刻意。我都無所謂，我沒有特別理性去想，我也不是帝王學派，我沒那種理想。對我來說，什么題材都一樣。

　　有時也是外界因素影響，拍了《雍正》以后，所有的歷史大戲就圍繞著我，也有很好的大戲，讓我欲罷不能。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說最想拍的還是電影，而且02年之前一直沒有間斷拍電影；可自從1998接拍《昨夜長風》之后，重心不斷往電視劇傾斜，電視劇也使你聲名鵲起，拍電影一直不盡如人意會不會覺得遺憾？

　　胡玫：我曾經在一個時期有過遺憾，但是現在不遺憾了。我想想沒有道理遺憾，電影的觀眾有600萬人就了不得了，我們的電視劇要是按人次來算，每次都得上億吧，這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在電影和電視之間，越來越傾向于去拍電視劇。

　　我現在也摸到了電視劇的一些竅門，而電影是另外一個門類的東西。所以我很珍惜這個收視率，很珍惜觀眾對這些片子的厚愛。它確實讓人很有成就感，很驕傲。我想也不是每個女人都能做到這一點，這點驕傲還是允許的。(笑)

　　采訪結束的時候，胡玫給記者看了一份助理剛打印出來的收視調查，調查稱，《喬家大院》的收視率已經超過去年央視的收視冠軍《亮劍》。同時她不忘補充說，收視率并不是她惟一看重的。(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