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包括幾項新內容:成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以統籌體制改革;實行垂直的一體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資源;引進國外品牌醫院以加大競爭壓力;發展包括藥品、醫療器械和服務在內的健康產業等等。
□在這場持續升溫的醫改大討論中,兩個至關重要的部門--主管醫療衛生資源規劃的發改委和主管醫療衛生投入的財政部--迄今還沒有公開表態。
□中國現有醫療體制除了公共衛生薄弱、償付機制不合理、資本進出渠道不暢、醫務人員激勵機制導向有誤,還有一個重要不足是包括社會監管在內的第三方力量缺失。
醫改的爭論始終沒有平息過,不過必須警惕醫改的爭論淹沒改革本身的緊迫性。南方日報認為,至少,我們應清醒地看到,所有爭論大多局限在社會輿論的范圍內,并沒有造成民眾與醫改主管部門間有效的互動。在給定的改革框架下,民意似乎很難對醫改施加必要的、有益的推動力量。
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博士領導的課題組所提出的醫改新思路,無疑仍舊屬于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而且充滿書生意氣。這一學術氣質濃郁的醫改新方案會不會同樣遭遇那些以“改革不需要爭論”為借口的傲慢的漠視呢?從衛生部個別官員的回應看,情況不容樂觀。
說到底,李博士提倡的醫改新模式的核心設計,就是成立“國家衛康委”來主導改革的進程。可如此一來,勢必牽涉到既有權力的重新分配以及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恰恰在這一點上,改革的阻力很可能就出自于她所冀望的那些改革動力部門--這正是新思路無法回避的悖論。
總之,從改革的責任與動力機制來看,李玲博士的醫改方案很可能已觸及到最深層的問題,但這也意味著將改革重新帶回了起點。由此看來,這一醫改新思路的命運,或許在它誕生時就被預設了前途。
“我主張政府主導型的醫療體制。但是要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重新設計我們的醫改方案。”3月31日,在一個小范圍的研討會上,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拋出了新的醫改處方。
李玲的建議包括幾項新內容:成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以統籌體制改革;實行垂直的一體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資源;引進國外品牌醫院以加大競爭壓力;發展包括藥品、醫療器械和服務在內的健康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等等。
新思路 綜合部門統籌醫改
專家疑議 可操作性不大
成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這個設想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決現行醫療體制下政出多門的弊病。李玲在《中國醫療體制的現狀、問題和對策》的報告中指出,醫療衛生涉及衛生、財政、社保、發改委、商務部、藥品監督、食品監督等18個部門,單靠衛生部一家,很難推動全方位的體制改革。
針對設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建議,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險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書生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在現有部門設置的既定格局下,通過一個凌駕于各部委之上的綜合部門來統籌醫改全局,可操作性不大。
他敏感地注意到,在這場持續升溫的醫改大討論中,兩個至關重要的部門——主管醫療衛生資源規劃的發改委和主管醫療衛生投入的財政部——迄今還沒有公開表態。“而恰恰是這兩個部門的態度和取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場討論的走向和效果。”高書生說。
“醫改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和財政投入。”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趙杰主張醫改分兩步走,先理順財政關系,再調整服務體系。他認為,目前正在推行的社區醫院、平價醫院和新型合作醫療,都只是局部治理,無助于問題的整體解決。
新思路 重點應在防病
專家建言 建三級服務體系
高書生建議按照居民的醫療需求,建立三個層次的醫療服務體系:
第一個層次是家庭健康保健,主要負責預防、保健和小病防治,由全科醫生或家庭醫生承擔。費用來源一是每個家庭交納的年費,二是財政部門的定額補助。
第二個層次是以目前的社區醫院或二級醫療機構為基礎而組建的慢性病俱樂部,專門負責為診斷明確的慢性病患者服務。經費來源分三塊:加入俱樂部的慢性病患者的年費或會費;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和商業醫療保險機構按慢性病病種所支付的定向補助;醫藥研制單位的新藥特藥研制試驗費用。
第三個層次是專科和綜合醫院,主要負責大病、重病及疑難病的診治服務,費用包括個人交費和大病統籌等。
這一點得到了李玲的認同。中國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1978年的68歲,用不到2%的世界衛生總費用解決了近1/4世界人口的基本醫療問題。李玲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集中投向公共衛生,以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重點放在農村。
新思路 引入競爭機制
官員反對 境外醫院好處有限
高書生的三級醫療體系資源配置設想,還有一項重要內容——每個層次都對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做出了制度安排。
“在第一個層次上,我特別強調由家庭來選擇全科醫生或家庭醫生,而且要允許私人診所加入,服務協議一年一簽,如果對服務不滿意,第二年可重新選擇。”高書生說。
而在第三個層次上,李玲主張有計劃地引進一批品牌醫院,這樣可以對綜合性大醫院形成競爭壓力。“目前的民營醫院對三甲醫院根本沒有壓力,無力打破國有醫院的壟斷格局。”
而這一建議遭到了衛生部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處處長雷海潮的反對。他認為當前醫改最需要的,是找準能夠用低成本實現高跨越的切入點。“引入境外醫院和競爭機制,好處是有限的。”
在李玲看來,中國現有醫療體制除了公共衛生薄弱、償付機制不合理、資本進出渠道不暢、醫務人員激勵機制導向有誤外,還有一個重要不足是包括社會監管在內的第三方力量缺失。
在政府主導的醫療體制中,到底該由誰來承擔政府監管責任,推動更深層次的醫療體制改革?趙杰認為目前還找不到有效的監管力量。
背景
□去年下半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合作課題組正式公布了課題報告。報告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基本評價很低:“從總體上講,改革是不成功的。”
□衛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中顯示。老百姓看病的費用在過去的10年間平均增長了14%,48.9%的居民生病不去醫院,29.6%的患者本該住院,但是卻住不起。另外在中國6598億元的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僅占了17%,企業和社會單位占到了27%,而其余的56%卻都是由居民個人支付的。對于醫療保險所覆蓋的人群,在城鎮地區大約有1億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鎮人口從業人員的半數,在農村地區,也只有全部人口的10%左右。
□去年10月份,衛生部部長高強在全國衛生廳局長專題培訓班上的講話中透露,將繼續深化城市醫療服務體制改革,改變醫療服務基本由公立機構壟斷的局面。
這一消息否認了前段時間有關“目前中國的醫療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的結論,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震蕩。
李玲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主管行政和外事)。美國馬里蘭州Towson 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武漢大學物理學學士(1982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碩士(1990年)和博士(1994年)。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衛生經濟學、衛生服務管理、老年經濟學、社會保障、經濟增長理論。
“醫改現在面臨的挑戰是政府應該明確方向。1949年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我們政府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給老百姓提供價廉物美的服務,醫療器材,醫院的管理、醫療體制等各方面都為這個目標服務。改革之后過去的東西打破了,新的并沒有建立起來,這和政府沒有大力推動是有關系的。”(南方日報 艾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