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6日電 《天津日報》近日報道,2006年1月11日,該報曾報道一條新聞:李瑞環同志10年間拿出個人資產53.3萬元,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資助了148名貧困大學生。今年,李瑞環又捐出一筆稿費,委托天津市教委今后3年內每年再資助100名貧困大學生。
這一善舉十年來是怎樣進行的?資助學生的錢是否全部出自李瑞環同志的稿費?記者采訪了李瑞環老部下方放同志。
得知記者的來意,方放說:“你算是找對人了,此事一直是由我經辦的。過去瑞環同志在任時,再三叮囑我不許透露此事。如今他已退下來了,我看也就可以說了。”
首次捐款 5萬元稿費資助困難大學生
“一定要替我嚴守秘密。若實在推不過去,就說是‘一位老共產黨員’。”
1996年春天,李瑞環回天津探親。李瑞環對方放說:“那你就幫我辦點事情吧,每年從稿費里拿出一部分錢來,給天津市委教衛工委,讓他們分給家庭經濟困難的一些大學生。可絕對不能說是我給的,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方放說:“行啊,這可是好事。但哪瞞得住呀?這錢出自我手,又不是我捐的,教衛工委的同志們一猜就會想到是您啊。”李瑞環說:“他們知道了沒事。你替我轉告他們一聲就是了,一是不許外傳,二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方放追問一句:“您是只捐這一次,還是打算以后還捐?”李瑞環說:“爭取年年捐。稿費不夠了,我想辦法。”
于是,那一年,方放從由他經手的李瑞環同志的稿費中拿出5萬元,交給了天津市委教衛工委。教衛工委通過教委,很快把這筆錢分別發放給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的12名學生。這些貧困生,分別來自于甘肅、湖南等十個省市,其中天津本地的學生只有一名。12名學生突然收到一筆助學金,誰給的?是學校,還是教委?信息反饋到方放那里,方放征求李瑞環同志的意見,李瑞環說:“一定要替我嚴守秘密。若實在推不過去,就說是‘一位老共產黨員’。”
后來記者采訪天津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提供了2004年10月21日李瑞環同志與部分受助大學生座談時的講話記錄。那篇講話記錄里有李瑞環同志自述的助學原因。原來,2003年,經李瑞環資助的貧困大學生強烈要求知道“一位老共產黨員”是誰?教衛工委負責人一次次地請示李瑞環同志,希望他能與那些學生見上一面,對于那些孩子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鼓勵。方放也勸李瑞環說:“反正您現在已經不是國家領導人了,這種事情您完全可以做得隨意一些,就算是一種社會活動也好,何況對于學生們來說也是一種教育。”說得李瑞環動了心思,就答應了大家的請求,于是就有了2004年10月21日的座談會。
助學原因 自幼家境貧寒渴望讀書
“年輕人如果有機會上學,而由于經濟困難不能上學,這將是他一生的遺憾。”
在那個座談會上,李瑞環同志說出了他要助學的原因。他說:“我個人之所以要這樣做,因為我本人對上學、教育和人才有一點親身的、特殊的感受。我是天津寶坻人,農村的,家境很窮,弟兄姐妹7人,上不起學,小學畢業后經常去做農活兒。17歲去北京前,種地、趕車等,我都做過,12歲開始織布,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歡書,到處找書看,親戚、鄰居的書,我總是想方設法借來看。記得有一年春節,我才十幾歲,母親叫我擔兩捆茬子(注:高粱稈兒根部)去城里賣,然后買幾根油條回家包餃子過年。到城里我把茬子賣了,回來時在街上看到一個老人在賣書,書名叫《巧合奇緣》。我聽說過這書名,就問他這本書多少錢?一問價錢不貴,就用賣茬子的錢買了這本書,很高興地回家了。到家后我想起油條沒買,母親問我油條在哪里?我說錢買書了。母親非常生氣,說過年沒有油條,怎么包餃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著腳往外跑。臘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個當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給我暖腳。夜里,母親去找我。那
大嫂跟我媽說,他又沒干壞事,沒油條,我給你一根。母親把我領回家,拉著我的手哭著說,媽媽知道你喜歡書,讀書是好事,可是咱們家里哪有錢給你買書呀?這件事一直激勵著我,所以我深知渴望讀書的人心情的急迫性……我講這段故事,就是說年輕人如果有機會上學,而由于經濟困難不能上學,這將是他一生的遺憾。造成這種遺憾,無論他一生做什么工作,都對他產生打擊和影響。”
助學金來源 稿費+工資+生日壽禮
“我跟我孩子們講,盡管你們的錢很有限,但要讓你們懂得這個道理。”
在那篇講話記錄中,記者還看到了對助學金來源這個問題的非常精彩的解釋。李瑞環同志說:“這個錢不多,來源有幾個部分,我要說一下,要不然容易造成誤解,這么大的官弄點錢還不容易?像那些貪官一弄就弄幾千萬。第一,我寫過兩本《為人民辦實事隨談》、兩本《城市建設隨談》,還有一本《少說空話多辦實事》的冊子,我還發表了若干篇文章和講話,還有給京劇團改過若干個劇本得到的獎金,這是這個錢的主要來源。第二,在中國公務員里我算是工資最高的,由辦事員、科員、科長、處長開始說,說到底就到我這兒了。我每年從工資里拿出固定部分來資助經濟困難學生,就當我沒當過這個官,沒賺過這些錢。第三,我的兩個兒子及兒媳工作還可以。每到我的生日他們都想盡孝,每逢過年都想給我送點禮。我就找他們正式談判,你們想送我東西,值多少錢,都變成現錢,把原來買東西的錢都變成定數。收入好的,每人一萬;收入差點的,每人五千。此外我老伴兒的工資也拿出一半用在了這里。我跟我孩子們講,盡管你們的
錢很有限,但要讓你們懂得這個道理。”
立下遺囑 遺產變現資助天津貧困生
“我現在頭腦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訴他們,如實記錄在案。”
方放告訴記者,資助貧困大學生是瑞環同志的一貫心愿。他多次講過,這件事要盡自己所能一直做下去,直到他身后。方放說,1998年瑞環同志曾鄭重地委托他把一封遺囑信轉交天津市委張立昌同志。信中說,他對天津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身后的事要委托天津辦理,他逝世后遺留下來的東西孩子們都不繼承,全家商量好了,統統變現資助天津貧困學生。方放當時還曾問過瑞環同志:“你才60多歲,身體又非常好,急著立遺囑干什么?”瑞環同志說:“不少人的遺囑都是在彌留之際立的,很難真實體現本人的意愿。我現在頭腦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訴他們,如實記錄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