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這個網絡上流傳的故事，表現了“拾金不昧”的傳統美德在今天的社會處境：

　　“寶貝昨天在路邊兒撿到5分錢。最初，我也本能地想到教育孩子撿到錢交給“警察叔叔”。但是仔細一想：

　　“警察叔叔”在什么地方？

　　為5分錢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會不會以為是神經有問題？

　　怎么敢肯定“警察叔叔”同樣會交公？

　　給了“警察叔叔”對孩子有什么好處？難道可以在將來評個三好、免試入學？

　　不現實，也不實際。搞不好，孩子反而認為媽媽在說謊。

　　我只好說：孩子，你真好！非常誠實，以后撿到錢，都交給媽媽來處理吧！

　　回頭，我對他爸說，這兒子，眼睛尖啊，今天5分錢，明天就是5塊，后天就是50元……孩子爸說：這么麻煩，干脆撿到500萬不得了！

　　北京市公安局揀拾物品招領處的50年，記錄了中國社會公德中“拾金不昧”的曲線走向

　　江豐(化名)和朋友們來到位于北京市王府井的麥樂迪KTV。那晚他喝醉了，睜開眼睛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他連自己怎么回到賓館的都記不起來。

　　等到發覺丟東西時，已經是下午，他有些焦急，因為里面有替朋友保管的皮夾，皮夾里有證件。

　　他給一起去的朋友們打電話，但沒有結果。于是他回到麥樂迪，跟服務生一起在包廂找了一遍，沒有。

　　江豐認為麥樂迪負有責任。

　　“為丟東西而來派出所報案的人越來越少了”

　　這一天是李柏在值班，他和英寶龍在王府井派出所應該算是歲數最大的兩個人，人們習慣稱呼他們這樣年紀的民警為老警察。

　　李柏正為手頭的東西傷腦筋，那是一件黃色的舊夾克和一個皮包，皮包里除了一個手機和證件外，找不到任何關于失主的線索。

　　東西是值勤保安前晚在王府井大街上撿來上交的。

　　手機電量已經耗完，無法從中獲得資料。惟一的線索就是證件上有武漢鐵路某單位的字樣。

　　一天前，李柏幾經周折聯系上了這個單位，對方說會通知本人，讓李柏等回電。

　　但直到現在電話仍未打來。李柏擔心對方沒有通知到失主。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英寶龍是這里專門負責遺失物品管理的人，很多時候，遺失物品里有本人的身份證件，但他們按上面地址聯系當地派出所時，對方很難從偌大的區域里找出失主。人口的流動性和人戶分離使身份證上的地址形同虛設。

　　時間長了，對那些外地的身份證，英寶龍也就很少聯系本人。

　　一籌莫展的李柏正在前臺值班，江豐與朋友帶著麥樂迪的員工推門而進，他們希望通過派出所解決糾紛。

　　結果，江豐面帶歉意地領回了失物。他沒想到丟在街上的東西還能找回，更忘記了“丟東西可以找派出所”。

　　“現在丟了東西的人很少上這里來找了，偶爾會有人打電話問問。”李柏說。

　　英寶龍發覺近幾年來因為丟東西而來派出所報案的人越來越少。

　　“1996年以前，失主報案都要排隊，一天二三十起，有時從上午到下午都有。現在每天兩三起就算多的了。”英寶龍說。

　　對于來派出所找失物的人也遠不比從前的絡繹不絕。“除非這包里的東西值得他來一趟，尤其是外地的，通常即便聯系上了他也不會來取。”

　　英寶龍那里有一個包，里面除了幾張照片外空無一物。從照片上，英寶龍認出里面有一個國旗班的戰士，跟國旗班聯系上后，好幾天了對方也沒來取。

　　“前兩天我們收到一個空錢包，是小偷甩的包，里面有很多卡包括銀行卡。我們根據身份證找到這丟包的女孩，很快女孩的媽媽過來了，她說我們只要身份證，其他都不要了，都掛失了，覺得補個身份證還是挺費勁兒的。”

　　英寶龍拿出一個本子，那上面記載著今年王府井派出所收到的失物。上面有送交人的名字、撿拾的地點和時間，以及對物品的描述。一共11件，其中還有部分現金。除了三件已經找到失主外，其他都無人認領。

　　“都是附近單位送來的，也有我們的保安和民警撿到的。普通群眾撿到東西很少送來。”英寶龍說，即便是單位也是像老東安市場這樣的老國營企業，“這是他們的老作風。”

　　送東西來的人，英寶成會給他們開具一個三聯單，“不會留他們的聯系方式，一般也不會告訴他們這些物品的下落。”

　　也就是說，撿拾東西的人，一般不會得到該東西處理情況的反饋。他們把失物交給派出所，在道德上似乎就意味著交給失主。當然如果他們不相信派出所，就不會來交東西了。

　　3月22日，英寶龍把這次無人認領的物品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揀拾物品招領處。

　　那是北京市惟一一個專門負責撿拾物品管理的機構。在那里，有五個跟英寶龍年齡相仿的老警察。

　　“那幾個人我都熟悉，說實在的，在我們這里找不到失主的東西都是比較難處理的，他們的活更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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