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復初與英語的“緣分”有點不尋常：他學的是土木結構，卻在清華大學當了近30年的一線英文教師。他擔任過外語系副主任，教過一萬多名清華大學生，編了幾本英語大詞典。
而眼下，他卻正越來越痛心于英語在國內的“遭遇”。“英語完全成了考試的工具！”他焦慮地說。于是他四處批評當下的英語應試教學模式。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孫復初便明確反對英語標準化考試。去年，教育部公布了英語四六級考試的改革方案，他又在媒體上公開質問：“英語四六級考試還有存在的必要嗎？”他一再呼吁：“應該下決心把四六級英語考試停掉！”
“我從內心里反感標準化考試，完全違背了語言學習規律。”72歲的英文老教授皺著眉說，“那是對青年的摧殘！”
“學生們四六級考試倒是過關了，可是英文文獻讀不了，英文論文寫得錯誤百出”
孫復初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遭遇到英語的標準化考試。隨著教育部考試中心的成立，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標準化考試逐漸向全國推廣。
1987年，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實行。
漸漸地，孫復初在教學一線發現了變化：有學生在他的“科技英語”課堂上不太愿意聽講，埋頭忙著做模擬題。
因為從來沒見過這種新考法，一開始，孫復初“還覺得很新鮮”，慢慢便發現不太對勁了：學生們有時拿習題來問他，孫教授覺得根本無助于掌握語言基本應用能力；教室和圖書館里，學生們手里開始捧起了各種習題集和應試大全；校園書店里，英美文學選讀、英文原著等書籍逐漸被各色應試輔導書淹沒。學生們埋頭做習題，英語課上做，圖書館里做，到各系專業課上還在做。
各系各專業的老師有了意見：外語課正在沖擊我們專業課，你們在干嘛？
“可這不是我們布置的。”孫復初委屈地說。
每年，當孫復初的“科技英語”課程結束，打完成績之后，他會對學生作一次問卷調查，請他們對孫復初本人、對英語教學提意見。沒想到，這些寫著班號、學號、真名實姓的意見，竟有相當一部分針對四六級考試。
意見說，四六級考試對提高英語運用能力沒什么幫助，“過了六級，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領；寫的英文論文，外國人看不懂；學了一些日常口語，但老外來的電話不敢接。”孫復初回憶說，“學生明確講，四六級考試培養的就是應試能力。”
他將上千名學生的意見裝訂成冊，一份不落地交到教務處。教務處一位處長用了兩個星期時間看完，寫了一份長達11頁的簡報，摘錄的全是有名有姓學生的原話，送給教務處正副處長，正副教務長和正副校長。
教務處還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級英語學習的教師組成的“英語教學委員會”，命題進行了一次考試，結果發現，“學生英語掌握程度很不理想”。
各系教師反應強烈：學生們四六級考試倒是過關了，可是英文文獻讀不了，英文論文寫得錯誤百出。
最后，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綜合各方意見，經過慎重討論，一致同意清華同四六級考試脫鉤，四六級考試不再計入清華成績。并從1996年起，代之以清華英語水平I、水平II級考試。
當時的主管副校長，曾打電話給孫復初叮囑說，外語系干部到校外參加教學會議，一定要明確表示學校不同意四六級考試的態度。
有意思的是，絕大多數清華學生在參加清華英語水平I、水平II級測試之外，都參加了四六級考試。一位還在求職的清華大學研究生說：用人單位大多要求四六級證書。
資料顯示，1987年，全國報考四六級英語考試的人數僅為10萬，而到2004年，這一人數猛增到1100多萬。
盡管去年四六級英語考試出臺了改革方案，但四六級考試并未降溫。來自湖北省的數據，今年共有42.5萬余人報考四六級，人數再創歷史新高。而福建省今年的報考人數也達15.3萬余人。
“標準化考試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的學習規律”
面對這四六級紅火景象，這位英語教授越發焦慮：“標準化考試跟語言學習，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他常愛引用清華大學前副教務長在文章中講到的一件事：兩位中國外交官常年在美國工作，任滿后帶自己的孩子回國，插班上大二，這位長期在美國生活和學習的大學生，做了一張現行的標準化英語試卷，竟然沒考及格。
另一個例子是，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載，有6位外教參加2005年高考的英語考試，平均得分71分(滿分150分)。考后他們問媒體：“你們這是考英語嗎？”
而那些能考130分、甚至140分的學生，在孫復初的班上，并沒有表現出相應的英語應用能力。
他給大二、大三的學生開科技英語課。課上有時要求學生當堂翻譯英文文章。這些文章，通常都是他從英美報紙雜志上選摘的科普文章或報道，全是通俗易懂的科技語言。
他發現：學生讀文章讀得很快，從段落句子中抓關鍵詞，再把幾個詞一連起來，想當然地就蒙大體意思，并還能謅成一篇文章，可是卻跟英文原文“牛頭不對馬嘴”。
孫復初連連搖頭：“同學，這是翻譯，不是創作啊！”
“真是氣不打一處來，又不知找誰說理去。”孫教授苦笑著說，“不能怪學生，他們就是這么被訓練的。否則，三四頁的考卷怎么做得完，閱讀理解看不懂，又怎么做題？”
他曾經會同清華大學幾位教師與參加英語應試輔導后獲得高分的學生座談，學生告訴他，比如閱讀理解部分，老師說看不懂沒關系，可以用“分類法”、“排除法”等等，從給出的ABCD四個答案反推過去蒙。老師還為學生支招，如果實在不會做或者來不及答題，就一律填上C，選C蒙對的幾率最高。
孫復初跟清華幾位老教師還做了一個對比實驗：把學生選對答案的試題，用另外的方法去考，或者讓學生講講這些試題的意思。結果發現，許多題目學生根本沒有看懂。
“標準化考試不僅不能提高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反而“約束學生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和創造能力”
有一次，孫復初看到一道選擇題，覺得A和B答案都對。于是去請教當時的外語系主任。系主任也覺得兩個答案都可以。他們又去請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樣的看法。令孫復初不解的是，課堂上卻非要把B否了。
“語言不像數學，一加一就等于二。語言那么多種多樣，簡練的語言、委婉的語言、隱諱的語言……一個意思可以有十幾二十幾種表達方式，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來約束學生呢？”孫復初質問，“學生不會說自己的話，只會寫與標準答案相同的話。”
去年2月，《南方周末》登出對孫復初的訪談：《標準化考試可以休矣》。
3月，一位從事教育測量研究的學者在媒體上發表了另一種觀點：“如果有人用菜刀傷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傷人的人的責任，而不該去責怪菜刀”。“四六級考試功大于過”，只是這把“菜刀”被誤用了。
對此，孫復初很不認同。他說：“標準化最不適合語言教學。語言教學不能用標準化的思維，兩者天然地沖突。”
他認為，標準化考試必然導致學生語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說，中國學生漢語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語的沖擊，其實同樣是因為標準化考試”。“標準化考試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教學的規律”。
“幾十年前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怎么又成了問題？”
孫復初最初開始學習語言，是在抗戰時期母親帶著他逃亡的路上。隨身行李中，母親斯霞惟一不舍得丟棄的，是一包兒童讀物。
逃難間隙，母親就通過讀故事書來教他識字。當他認識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寫日記，或者給遠方的親戚寫信。
這位著名的兒童教育家這樣在長子身上實施她的語言教學實踐：隨課文分散識字，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在識了一些字后，就想辦法讓孩子應用。事實上，在她后來幾十年的小學教學生涯中，她也是這樣教育學生的。在她從1958年開始實施的小學試驗班里，二年級的學生可以認識2000多個字，讀了174篇課文，還可以寫幾百字長的作文。
顛沛流離中，孫復初跟著母親從3歲學到6歲。第一次上小學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級。
母親的語言教學經驗，對孫復初產生了極大影響。“英文與中文學習的規律是相通的。”他強調。
孫復初回憶，上世紀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學時，當時的中學英文老師就是按照同樣的規律進行教學。
那時，中學生孫復初英文課上讀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時，他們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傳》。老師要求他們大聲朗讀課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學還被要求用英文回答問題，用英文寫日記、寫作文。
中學生孫復初那時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課堂上用英文聽課和交流之外，學校在某些課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們用英文做習題，寫實驗報告。
考大學時，英語考試也跟平時學期考試一樣，只是要求答幾道問答題，然后“嘩啦嘩啦”寫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題，拿起筆來就能寫。”他說。
孫復初的夫人鄭老師，那時在天津上中學，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們英文課就是讀《項鏈》、《灰姑娘》什么的。”鄭老師說。初三時，她和同學已經能用英語編小戲劇在圣誕夜里演出了。
盡管沒有“好記星”、復讀機、電子詞典等現代工具的幫助，兩人都在中學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應用能力：寫信、寫日記、讀報紙、讀原著，開口能說。
兩人考入清華大學土木系之后，學校不再開設專門的英語課。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積分等課程時，學生們沒有語言障礙。“不管來自沿海城市還是內陸小地方的同學。”孫復初肯定地說。
然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清華課堂上，孫復初讓大三的學生用英語翻譯“畫一條線，平行于AB邊，垂直于CD邊且與CD邊相交于O點”，全班竟沒一人能勝任。“畫”用哪個詞，“平行”怎么翻，沒人知道。
“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反而做不到了？”孫復初不解，“我們曾經有過搞好英語教學的經驗。”
孫復初當年在中學班上，英語水平屬中上。后來，這位土木工程系的畢業生竟成了清華的英文老師。據他說，靠的基本是中學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孫復初不解的是，“幾十年前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怎么又成了問題？”
他在清華課堂上的學生們，已經學習英語多達9~12年，卻依然沒有掌握基本的應用能力，開口說不了話，讀不了英文報紙，用英文上課，語言障礙很大，不得不在大學里繼續上1~2年的大學英語必修課，甚至讀到研究生，還要補基礎英語。
在孫復初看來，對于非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來說，大學英語教學該走的路子，應該只是目前已開設的英美文學選讀、英語寫作、詩歌欣賞等各種選修課，而不包括現有的“大學英語”。
“從教材的編排到教學方式，跟中學差不多，成了中學英語的延伸，這是個怪胎。”孫復初說，“反過來說明，我們的中學英語教學效率實在太低了。”
孫復初發現：“英語課變成了學習期限最長、周學時最多、考試最多、財力和精力投入也最大的一門課。”
“他們學得很苦味”，與他當年不同，學生們現在都忙著機械地做題、背單詞、啃詞匯，以及語法重點和難點。語言學習被“肢解”了。
孫復初所在外語系的一位教授，輔導自己的女兒學英語。他對孫復初抱怨道：現在中學里講被動態，要講那么多形式。講虛擬語氣，也那么多用法。那是專門搞語言研究的人才探討的呀！
“大潮流下，一個小孩子能怎么辦？”
在孫復初一家三代人中，“我們不是被這樣教育過來的”。鄭老師覺得自己“很幸運”。他們的雙胞胎女兒，雖然“文革”中都“上山下鄉”去了，但恢復高考后考入大學，“還沒有開始推行標準化考試”。
而兩個外孫，卻全程體驗了這個時代的教育。
在他倆還沒上小學之前，外祖父孫復初已經在北京的課堂上發現學生們開始做模擬題，而外曾祖母斯霞在南京也發現，小學生的書包越來越沉，她都拎不動了。
有感于此，1989年，由斯霞口授，孫復初執筆，在報刊上呼吁：“減輕負擔，救救孩子們！”。
“有些小學畢業班學生，不但午飯后要到校做作業，晚飯后還要寫到10點多，比我們大人還辛苦。連一些老師也感嘆道：看到學生這么苦，我們也于心不忍。但是學生升學靠分數，評價老師靠分數，衡量學校靠分數，我們只好違心‘摳分數’。”文章寫道，“我希望各級黨政和教育部門的領導同志：評價學校千萬不要只看分數和升學率。”
“我們教學的對象是活潑的人，是有思想個性的人。看不到這點，就會把兒童當成裝灌知識的容器，兒童就會處在被動的地位。”文章說。
盡管1990年前后，全國推行素質教育，但孫復初兩個外孫跟他們的同輩，似乎并沒有因此而減輕負擔。
一個親戚的上初二的孩子，剛開始學習物理，便拿了一道物理練習題來請教鄭老師，鄭老師一看，竟是她大一時做的習題。
鄭老師在清華從事人體運動力學研究，為“神舟”系列設計假人。兩個外孫讀小學和初中時，她輔導起來還能勝任，但到高中時，這位清華教授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了。清華大學數學系一位教授告訴鄭老師，高中的數學題，有時連他也做不出來。
大外孫很聰明，讀四年級時就喜歡就某些論題跟老師辯論，結果被罰站。有段時間，這個孩子考試成績下降，家長會上，老師從排名最后的開始點名，挨個數落家長，弄得孩子的媽媽“恨不得找個地縫鉆下去”。
由于看不慣當下的應試教育模式，有時鄭老師試圖為兩個正讀高中的外孫矯正一下學習方法，“作些補救工作”。但外孫們會大嚷：“來不及啦！”最后甚至連鄭老師的女兒、孩子的媽媽都發話了：“您不能這么教他們，這么做題太慢了。”
“大潮流下，一個小孩子能怎么辦？”孫復初迷惘地問。
他家一個鄰居的女兒，本來想從海外回國發展，但考慮到國內中學生學習現狀，為下一代人的教育著想，一直滯留在外不敢回國。
幾年前，孫復初從《南方周末》上讀到，黃岡中學一位畢業生將這所高升學率的高中稱為“地獄”和“集中營”。他當即給母親斯霞打電話交流。
斯霞叮囑他：“我現在是走不動了，你們是當老師的，一定要替孩子呼吁！”這位年近90歲的老人生氣地質問：“不是一再說了要減輕負擔嗎？怎么都不聽呢？”
事實上，孫復初這些年按照母親的囑咐一直在呼吁。“一有機會就到處講，跟中學教師講，跟校長講，跟教育官員講。我到處不斷嚷嚷，不屈不撓，不過可能收效甚微。但是我決不罷休。”不過，他卻不敢對自己的外孫多講。
有人問：“那您連自己的外孫都影響不了，怎么能影響其他人？”
孫復初回答：“難道讓他們也做不屈不撓的戰士？那以后只能打工去了。這個問題不能跟他們講，他們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他只是對外孫說：“你不一定非要考清華北大。”
“這根指揮棒還要把青年摧殘到什么時候？”
江蘇省教育廳2005年12月公布的《江蘇素質教育調研報告》稱：“參與調查的教育系統與非教育系統的同志一致認為：近年來應試教育明顯回潮是不爭的事實。”
這份報告指出：“目前的校際競爭偏離了正常軌道，已走向僅以升學率為目標的惡性競爭”。“有校長戲稱，校長頭上壓著‘升學、經費、安全’三座大山。升學排首位，因為升學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著經費來源、經費多少等”。“高中比拼的指標，已不再是本一、本二的人數，而是考入北大、清華的人數”。“升學競爭明顯提高，從高中延伸到初中，從小學高年級延伸到小學中年級”。
報告建議，“改變目前應試教育、升學競爭愈演愈烈的狀況刻不容緩，需要黨和政府痛下決心、鐵腕治理。”
孫復初認為，這是他“目前看到的由教育行政部門所發表的最好的一份調研報告”。
孫復初曾在清華參與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招生工作。座談會上，“有些教導主任私下跟我說，我們對外都總結素質教育搞得怎么好，開了什么什么課，但只是裝裝門面，我們搞得全是應試教育”。
而在應試的壓力下，某市教育局局長曾公開表示，2005年該市高考升學率要“爭一保三”。
同樣還是江蘇省這份調研報告顯示：“地區間升學率競爭明顯升級，地方黨政直接干預加強。市、縣、區黨政領導為了體現自己的政績，像抓經濟指標GDP那樣抓教育的升學率。更有少數政府官員明確表態，抓升學率就是體現‘三個代表’，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市、縣政府對教育局的年度考核，主要看高考升學率指標，甚至直接對教育局施加壓力，直接給學校校長下達剛性指標，中考、高考結束后，按達標程度和水平獎勵教育局和學校。”
鄭老師從1985年至2000年一直負責清華大學在廣東省的招生工作。她去招生，“中學老師就說，我們班高考排第幾；校長講，去年我們學校升學率排第幾；教育局長也講，我們從第幾排到第幾”。
“為什么地方官員要這么干？學校要這么干？關鍵在于全國上下都盯著應試的指揮棒呢！”孫復初說。而當下，這根指揮棒的魔力，已經傳遞到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
一些老師對孫復初說，“我們是掛在應試列車上的一節節車廂，不跑也得跑”，因為“直接跟職稱、獎金掛鉤，還要末位淘汰”。
去年孫復初到浙江某市訪問，該市一所重點中學負責人說，“現在的教育完全是摧殘學生。為什么我們學校不抓應用能力、實驗動手能力，高考不考這些啊。只要高考一考，我們馬上就抓。”
“這已經不是某個城市、某個學校、某個家長的問題，而是全國性問題。”孫復初分析道，“所以，根子在上面。”
在孫復初看來，這根指揮棒造成我國自上而下的考試經濟，形成龐大的考試產業。考試產業賺足了家長們的錢。
一次，他到一家出版社座談。他問：能不能帶個頭，不出這些應試教輔類圖書？對方當即笑答：做不到啊，孫老師！
2005年9月，國家審計署指出，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屬單位未經批準自行收費1.54億元，其中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向各地主考單位歸集英語四六級考試費1.4億元。
“權力加利益。”孫復初一語道破。這是應試教育非但不見好轉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這根指揮棒還要把青年摧殘到什么時候？”孫教授憤怒地問。
“請出教育家來治理教育”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國會圖書館大廳掛起一塊橫匾，上書：“每一個國家的根基是對青年一代的教育。”
1983年，美國高質量教育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國家在危機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從而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曠日持久的教育改革大討論。
而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已經逐漸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教法改革——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課堂教學。
一份資料介紹，所謂“問題解決”，不是以設問組織課堂教學，也不是站在問題面前，去分析、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教師創設提出問題的實際情境，刺激學生提出高質量的問題。包括合情合理的常規性問題，也包括并非顯然的非常規性問題，類似達爾文提出物種起源，牛頓提出為什么蘋果下落等問題。而問題解決的途徑并不是單一的，提出了“開放式答案”這個概念，即問題的答案可能是多種多樣的，甚至是無數解的。至此，美國基礎教育的立足點已不僅僅是學到什么，而是學會探索什么。
幾乎同一年代，我國引進了標準化考試，并且，由于極其復雜的原因，這種考試模式逐漸影響到課堂教學。
“科學研究不是去解別人出的現成的題，而是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然后解決問題。這才是創新能力。”孫復初說。
在孫復初與鄭老師這兩位老清華畢業生看來，“標準化考試什么東西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嚴重約束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孫教授在他的課堂上，看到了這種“一刀切”的應試教學模式在學生身上暴露出來的缺陷。
他為一批高考英語拿了高分的學生，選讀美國大學一年級的物理教材中《測量》這一章。并非深奧的科學理論，如果翻譯成中文，內容相當于國內中學物理教材難度；也沒有生僻的科技語言，學生說通篇沒有生詞。然而他挑了其中的10個句子讓學生翻譯，結果全班平均成績不及格，全班無一人全部翻譯準確。
“對非英語專業學生來說，英語是研究和學習的工具，”孫復初說，“現在學生們讀內容淺顯的文章尚且如此，以后這些學生作科研時，要用英語去學習一些不懂的專業和知識，又該怎么辦呢？”
“你們掌握不好英文，就自動地把自己降為二流三流。”孫復初在課堂這樣對學生說，“懂行的人來參觀清華，不看有多少大樓，而去看圖書館，看究竟有多少學生借閱學校花了大筆外匯購來的大批外文期刊雜志，如果這些雜志從上架到下架沒多少人翻看，就說明清華大學的學生外語不行，科研創新能力較差。”
鄭老師也說：“外語不行，你都找不到前沿在哪。”她從研究土木結構，跨學科轉而研究人體結構，整整跟蹤看了10年國外資料，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數學大師林家翹從國外回清華后發現，他跟在清華帶的博士后和研究生竟很難交流，英文成了大問題。學生寫東西給他，先用中文寫，然后翻譯成英文。他要寫東西給學生，也先用英文寫好，然后翻譯成中文。
“應試教育到了不得不剎車的地步，”孫復初感到焦急，“再不剎車，就更剎不住了。”
有人說，取消標準化考試，會大開腐敗的后門，有損公平公正。
孫復初反駁道：“現在，標準化考試是一桿‘假秤’，無法‘稱’出學生真實的才能和能力，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孫復初說，1958年大躍進，后果幾年后就顯示出來了；“文革”關了學校，耽誤了一代人，后果直接影響到今天，而且還會接著影響下去；而應試教育的危害目前還沒有完全暴露出弊端，耽誤的絕不僅僅是一代人。“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現在是到了請出專家對教育問題進行會診的時候了。”老教授宣稱，“希望中央決策層像重視農業問題、經濟問題一樣重視教育問題，請出教育家來治理教育！”
坐在北京北郊的家里，老教授憂心忡忡：“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總有一天，歷史要為此寫下沉重的一筆，有些人是要對歷史犯罪的”。
最近，孫教授琢磨出一個認為可行的招兒：應該制定素質教育質量評估標準，然后把評估結果與分配給各校的招生名額掛鉤，這樣，“就讓指揮棒換一面大旗，從應試教育改成素質教育，讓全國上下盯著這面大旗運行”，以此解開高考這個難解的“結”。
他的母親斯霞兩年前去世了，不能再跟他一起關注當下的教育。
這位小學全國特級教師提倡的“童心母愛”式教育，“文革”期間曾被批判為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修正主義教育學。“文革”后，她多次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們負擔越減越重”，自己卻不得不離去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包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