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每個國家在高速工業化的時期,都出現了城市空心人,中國正當其時,空心人現象需要社會關注
“在從事教學工作的6年中,我刻苦認真,兢兢業業。可今年這學期,我不知怎么了,干事沒頭緒,遇事急躁,沒有教好學生,心里難受,感覺自己是在誤學生,想起這些不如死了算了,因為我始終記得一句話:誤人子弟,殺人父兄……”
2001年6月,陜西漢中南郊一位年輕女教師留下這封遺書,自殺身亡。她的同事評價她,“對學生很好,強烈的責任感導致的心理障礙也很大”。離開這個世界時,她只有25歲,留下一個一歲大的兒子。
2003年5月,江蘇鹽城市一位30多歲的男教師因回答不出學生提問,自殺身亡。其家人事后介紹,該教師那幾日一直休息不好,心情也很糟糕。
今年年初,香港兩名教師因工作壓力巨大而自殺身亡。
發生的這一系列不幸,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共同的現象,在社會高速發展,人們面臨越來越多的壓力、終日勞碌的同時,生命也開始枯竭。這種枯竭既包括生理的,也包括心理的。
強迫性地透支生命
“生命枯竭”是北師大心理學院許燕教授提出的,她從生理和心理兩個層面來對它進行詮釋。
因為工作勞累而導致生命枯竭現象并非現在才有。上世紀80年代,蔣筑英、羅健夫等許多科學家和企業家因為過度勞累而英年早逝。
與他們相比較,被“掏空”的這一群體有明顯不同,他們不但在身體健康上不斷衰竭,而且在心理健康上也面臨枯竭。這與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楊河清教授認為,在中國,由于社會正在急劇向城市化和工業化過渡,轉型期間,各種競爭壓力急驟增加,為了保持社會的高速發展,一些緊缺型人才被透支使用。這使得這個群體的人們無論在精神和諧上還是在身體健康上都面臨巨大沖擊,從而容易發生健康疾患,產生心理問題。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步調的加快,這種現象就越來越突顯出來。
對于國內的工作枯竭現象,許燕從上世紀末就開始關注,但在那時這種現象還很少見。
“進入2000年后,我們發現這種現象越來越多,經常我們跟別人說起這種現象時,對方會說‘哎呀,我也是’”,許燕說。
之所以這樣,許燕解釋這里存在一個累積的過程。進入21世紀之后,社會上的競爭壓力、工作強度都明顯加劇。
“比如說知識枯竭為什么會出現。因為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和信息的時代,信息以每年15%的速度淘汰更新著。這就逼著你必須時刻保持學習的狀態,來填補這個變化。只要你稍一停留,就會產生不夠用的感覺。”
“包括我們教師群體在內,很多人在休息時間都是在工作的,不是有人強制你這樣做,而是這種激烈的社會競爭已經把危機意識滲透到每一個人身上,這種危機感和急迫感讓你本能地提高自己的工作強度。只有這樣,你才具有安全感。”楊河清教授對本刊說。
北師大心理學院的調查研究數據顯示,超負荷的工作量是導致職業枯竭的重要原因之一,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運轉,使職場人士疲憊不堪,身心俱損。
“如果在現有生產技術不能取得更大進步的條件下,要想維持社會的高速發展,對人力資源的高強度使用現象就不會發生大的改變。”楊河清認為。
高速城市化的典型病癥
發生在今日的中國許多社會現象,在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都可以找到相似之處,包括這個因工作而“掏空”的群體。在當時的日本,職場人士被稱為工作機器,憔悴青年、過勞死的現象屢見不鮮。
但職業枯竭這個概念最早產生于美國。
1961年,美國作家格林尼出版了一本小說,名為《一個枯竭的案例》(A Burn-out Case,Greene,1961),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名事業有成的建筑師,在功成名就之后,他突然發現工作帶給他的不再是一開始的熱情和滿足,而變成了日復一日不堪忍受的精神壓力。在歷經了痛苦和折磨之后,他終于放棄了自己的工作,逃往非洲原始叢林,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許燕教授介紹,《一個枯竭的案例》引起了當時西方職業人的廣泛共鳴,從此以后,“枯竭”這個詞進入了美國大眾的語匯。
1974年美國精神分析學家Freuden Berger首次將它使用在心理健康領域,用來特指從事助人職業的工作者由于工作所要求的持續情感付出、身心耗竭狀態。
到90年代,對于職業枯竭的研究范圍從服務性質的行業逐漸擴展到教育業、技術業和培訓業(如教師、電腦工程師、軍人、管理人員等),并迅速從美國向歐洲乃至亞洲國家輻射。職業枯竭被看作是一種在工作重壓之下身心俱疲、厭棄工作的感受,是一種身心能量被工作耗盡的感覺,也稱為心理枯竭。
心理枯竭是由于持續的巨大壓力產生的現象,它是指個體無法應付外界超出個人能量和資源的過度要求,而產生的生理、情緒情感、行為等方面的耗竭狀態。
“但目前,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職業枯竭現象已經大為好轉。針對職業枯竭現象,社會建立了各種預警系統,一些大公司還為員工設立了很多援助計劃。而且人們的工作理念也比較健康。”許燕表示,與這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職業枯竭現象更為堪憂,“從論是政府還是企業,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事非常多,且刻不容緩。”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