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娛樂信報》報道,北京市衛生局在公布接到的舉報商業賄賂電話、信件以及接待群眾來訪次數時特意強調:“紅包”不屬于商業賄賂,不在打擊商業賄賂及其收繳賬戶范圍內。
估計這是一種政策性的說明:奉勸各位,今后別再把紅包當成商業賄賂向我們舉報了。
假如北京市衛生局與法學專家們關起門來,對病人送醫生“紅包”是否屬于商業賄賂的課題進行研討,按理說,倒也沒什么,因為來自病人的紅包和來自醫藥、醫療器械廠商的回扣的確有某些不同,進行負責任的、審慎的討論,是科學、合理的法規制定的基礎。而一旦予以“公布”,也就具有了輿論導向意義,且這種“導向”是自愿的、主動的、有意圖的。
筆者有一點不解:關于“紅包”性質的認定以及歸屬,既是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是事關民生的大問題,無論已研究清楚還是尚待探討,都是一個嚴肅的、全國性統一的“口徑”,怎么能通過一個城市的衛生局出面“導向”全國輿論?
“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的說法將營造怎樣的輿論環境,并將導致怎樣的現實后果,完全是可以預料的。從原先的紅包是否屬于商業賄賂的理論、法律“困惑”狀態,到“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確定的主流輿論的形成,首先影響到的會是什么?當然是接受紅包的醫生的心態和行為。
雖然官方“一查到底”的口氣似乎并沒變,但既然紅包已從法律(商業賄賂)的“筐”里被挪到了“不正之風”的“筐”里,接受紅包者肯定會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愉快感覺。對于“紅包”,大多數醫生也許并不存在索要,但在病人與醫生巨大的強、弱勢落差之下,一旦受之者更坦然、更欣然,送之者絕對會更積極、更慷慨。
“不正之風”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字眼:回顧以往,整頓行業不正之風“運動式”活動進行過若干次,而實際效果很多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很簡單,“風”是一種來無影去無蹤、彈性極強、邊界很模糊的東西,而對待“風”,能采取的遏制措施無非是批評教育或啟發個人的黨性自覺、道德自覺,更嚴重者充其量也只能進行內部行政處理。而醫生收紅包,無論從收取對象還是負面影響看,都絕對是“外部”的。
換言之,盡管紅包是病人家屬與醫生之間愿打愿挨的私下交易,但經濟學意義上的“外部性”是相當強的。也許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把醫生弄成這樣一種形象,把病人和醫生弄成這樣一種關系。
一旦“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的說法經由北京市衛生局而演繹成全國輿論、再由輿論變成全國性統一的法規,有關部門將以怎樣的思路、方式遏制和治理“紅包”,著實讓筆者擔憂。(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劉以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