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圣嘆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么發生的：一九七八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為人。盡管如此，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插隊的時候，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家伙他還是我們的領導，屬于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少數壞干部之列，我就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條驢，并且把它寫了出來，以泄心頭之憤。后來讀了一些書，發現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并且頭發是綠色的，生活在水下。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后來我一直抑制著這種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國去留學。我哥哥也念完了碩士，也到美國去留學。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面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的亂嚷嚷。從這些話里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臺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克螂。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釬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只有六歲，以后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里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后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于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后面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后面有橡皮頭。我從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桿以后，軟糟糟的沒什么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于把整支鉛筆吃得只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于一個神圣的時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沖上陽臺，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么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職責。對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么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我十三歲時，常到我爸爸的書柜里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柜子里，有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柜子是鎖著的，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他還有說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你小，身體也單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實際上，在揍我這個問題上，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總給他這種機會。總而言之，偷出書來兩人看，挨揍則是我一人挨，就這樣看了一些書。雖然很吃虧，但我也不后悔。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松警惕。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于，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么，信到哪種程度，你說了并不算哪；這是令人遺憾的。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會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節上從來就不明白，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在這方面我有個例子，只是想形象說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沒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讀學校的校長；總拿二十四孝為教本，教學生說，百善孝為先；從老萊娛親、郭解埋兒，一路講到臥冰求魚。學生聽得毛骨悚然。他還自以為得計。忽一日，來了“文化革命”，學生把他驅到冰上，說道：我們打聽清楚了，你爸今兒病了，要吃魚——脫了衣服，趴下吧，給我們表演一下臥冰求魚——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毀了。當然，學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當初講得太肉麻。假如不講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學生怎么也想不出這么絕的方法來作賤他。他倒愿意在頭上挨皮帶，但豈可得乎……我總是說笑話來安慰他：你沒給他們講“割股療親”，就該說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學生片了你，豈不更壞？但他聽了不覺得可笑。時至今日，一聽到二十四孝，他就渾身起雞皮疙瘩。

　　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飄著懶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陽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么也錘不了我。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恒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于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里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恒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象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于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面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后，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只說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現在可以說，孔孟程朱我都讀過了。雖然沒有很鉆進去，但我也怕鉆進去就爬不出來。如果說，這就是中華文化遺產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說，這點東西太少了，攏共就是人際關系里那么一點事，再加上后來的陰陽五行。這么多讀書人研究了兩千年，實在太過分。我們知道，舊時的讀書人都能把四書五經背得爛熟，隨便點出兩個字就能知道它在書中什么地方。這種鉆研精神雖然可佩，這種作法卻十足是神經病。顯然，會背誦愛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學家；因為真正的學問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點特殊性，需要背誦，也到不了這個程度。因為“文革”里我也背過毛主席語錄，所以以為，這個調調我也懂——說是誦經念咒，并不過分。

　　九十年代之初，我們的老師——一位歷史學家——這樣展望二十一世紀：理想主義的光輝已經黯淡，人類不再抱著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現實問題上去。當一切都趨于平淡，人類進入了哀樂中年。我們都不是歷史學家，不會用這樣宏觀的態度來描述世界；但這些話也觸動了我們的內心。過去，我們也想到過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現在我們的生活也趨于平淡。這是不是說，我們也進入了哀樂中年？假設如此，倒是件值得傷心的事。一位法國政治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在二十歲時如果不是激進派，那他一輩子都不會有出息；假如他到了三十歲還是個激進派，那他也不會有什么大出息。我們這樣理解他的話：一味的勇猛精進，不見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冷靜思索，倒更能解決問題。

　　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國王把他交給王后處置。王后命他回答一個問題：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這位武士當場答不上來，王后給了他一個期限，到期再答不上來，就砍他的腦袋。于是，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最后終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頭；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為故事。據說這個答案經全體貴婦討論，一致認為正確，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愛她。”要是在今天，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紀，這答案就可以得滿分啦。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么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丹麥王子哈姆萊特說：活著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但知識分子趕上這么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霉的年頭兒何時過去。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就活著；趕不上了就犯不著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我已經懂事了，認識不少知識分子。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嘴很嚴，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就我所知，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在那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只要不是被殺，準是覺得趕不上了好年頭了。而活下來的準覺得自己還能趕上——當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對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這種不理智。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人活著當然要做一番事業，而且是人文的事業；就如有一條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學究式的人物，手執教鞭戒尺打著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條路，而是背一本宗譜。我聽說前蘇聯就是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萊蒙托夫，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蕭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里說了很多。我們這里是怎樣教孩子的，我就不說了，以免得罪師長。我很懷疑會背宗譜就算有了精神家園，但我也不想說服誰。安徒生寫過《光榮的荊棘路》，他說人文的事業就是一片著火的荊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著。當然，他是把塵世的喧囂都考慮在內了，我覺得用不著想那么多。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藍蜻蜓。這樣說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說服安徒生，就要用這樣的語言。維特根斯坦臨終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句話給人的感受就是：他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雖然我對他的事業一竅不通，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摘自《王小波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