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是一個幸運的女人》是美國前總統布什的夫人芭芭拉·布什撰寫的回憶錄。在這本回憶錄中，芭芭拉·布什回顧了自己許多不平凡的經歷，其中70年代在中國的生活也是回憶內容之一。對這段生活，布什夫人做了細節的描述，從中我們能感受到中國在前進。”

　　喬治在當眾議員和共和黨主席期間，和福特往來相當密切，因此，當喬治去華盛頓和總統討論他未來的工作時，總統曾親切地表示，喬治想要什么工作，就給他什么工作。那時我們正在緬因州度假，喬治拜見總統回來后說，他希望我能了解他所做的決定，因為他婉言拒絕了外交官最希望出使的駐外地點(包括倫敦和巴黎)，他要求派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我同意的話。他說在聯合國時，他已經過夠了迎來送往和日日笙宴的日子，現在想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擁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那兒是他大展身手的地方。

　　這項任務對我們兩個來說都是一項刺激的新探險。我記得小時候在海邊玩沙子，有人跟我們說，如果我們一直不停繼續挖，就可以穿過地球，直接通到地球另一邊的中國。到了那邊，我們也會看到中國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在挖沙子，他們也想找到美國。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真的去中國！

　　1974年，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相當特殊，雖然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時，已經為兩國的關系寫下歷史性的第一次接觸，但是兩國之間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沒有大使館，只有聯絡處，因此喬治當時的職務，是美國駐中國大陸聯絡辦事處主任。

　　喬治把這件事告訴孩子們的那天，我們都在康內邦港的老房子，大家坐在長沙發上，喬治要孩子們猜猜他的新差事是什么。我想要不是喬治給他們一些暗示，他們可能到現在還坐在那張沙發上想呢！

　　多蘿西那時才13歲，而中國大陸沒有專給外國小孩就讀的學校，她自己就說要留在國內住校，我覺得蠻高興的。以前我不贊成她離我那么遠，畢竟她是我的寶貝！但現在這卻是兩全其美的辦法，何況這是出自她本人原有的意愿，而不是因為別無選擇。

　　整個秋天我們都很忙碌，忙著為幾個孩子安排，我還去國務院的外語研究中心學基礎中文，同時跟喬治在國務院聽取簡報。駐華盛頓的中國官員為我們辦宴會，我們也回請了一次，之后就是整理行裝。

　　早些時候，喬治說，我們的狗費萊德可能不能帶到中國去。為此，我詢問了國務院的有關人士，他們說，實際上在中國已有許多美國人是帶狗去的。我又向中國人打聽，他們說，在中國，外國人帶去的狗有很多。我想問題解決了，費萊德可以和我們一起到中國去。我們裝了足足17箱特別配制的狗食品。

　　10月初，我們決定動身。我們來以前，喬治要駐中國大陸聯絡處的官員不要來機場接我們，可是我們自己到北京后一個小時內，喬治就邀請所有駐大陸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到我們下榻的地方，接受我們招待！這種作風，除了喬治，還有誰有？而這種做法實在百分之百正確。派駐中國的人員全帶著他們的妻小出席招待會，總共53人。

　　我們住的地方跟喬治的辦公室在同一棟公寓大樓內。我們的公寓在二樓，有一間大客廳兼餐廳、四間臥室和兩間超大的浴室。馬桶邊上有用英文寫的“勝利”兩個字。中國人向來會為他們所有的任何東西取名字，有時候你實在很難想象他們是怎么想出這些名字來的。

　　負責我們家務的有大管家楊先生、二管家陳先生、兩位負責清潔和洗衣的太太和兩個廚師。他們沒有人會講英文。幸好幾個禮拜后，總管換成王先生，他年輕而且細心，會講一些英文。兩位廚師都棒極了，不過會做歐洲菜的那個廚師做的歐式風味并不地道，所以我和喬治都吃中國菜，而且很喜歡吃。我們第一次在餐廳用飯時，兩位廚師大概想取悅我們，趁機展示一下手藝，因此準備好了一桌佳肴。但有一道菜軟軟的、灰灰的，長約兩英寸，表面有尖釘似滑溜溜的東西，我們愣住了，不知如何消受。是否該把它吃得一干二凈，才不會傷他們的心？還是等廚師走出去時，把它倒進馬桶？經過一番討論，喬治說最好的辦法還是把它原封不動地留著，這樣他們就知道我們不喜歡這道菜，以后就不會再煮。后來我們知道那道菜叫海參，是中國菜的上品，每次只要我們請的客人有中國人，廚師一定堅持要上這道菜。因此每次只要宴會上有這道菜，我跟喬治都把它當子彈一樣吞進肚子。

　　盡管每天我們吃得也不少，但是體重卻在下降。我想主要原因是在中國吃的食品都是低脂肪的，而且沒有奶制品，這也跟中國沒有冰箱有關。每天，他們都為我們送些酸奶和鮮牛奶，不過，酸奶的包裝有點像中國的壇子，牛奶也是用瓶裝著，這有點像美國的二三十年代。

　　管家每天8點來4點離開，如果我們晚上有宴會，他們就算加班，有加班費。在中國沒有所謂的失業人口，這一點中國人很自豪，甚至有點自我炫耀，洋洋自得。究其原因，從我們家幾個管家務的中國人身上就可以恍然大悟。原來在中國是兩三個人做一個人的工作。像王先生，他是總管，所以只有他有努力做事的心。兩位廚師雖然也認真工作，但是他們一天只負責做一餐，其他人做事都是能省則省，能免則免。

　　管家不論天氣如何，每天都從很遠的地方騎自行車來我們家上班。每個禮拜總會有幾天，在工作結束后，他們全都去開會，聽取“黨的路線”。

　　在中國，不論走到哪里，所見所聞全是政府宣傳品。布告板上的標語有的措詞強烈又怪異，像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等等。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比較可愛的，像警惕入侵越南的帝國主義走狗之類。我跟喬治都不懂中文，這些標語在我們看來相當漂亮。

　　宣傳品在火車上和公園里四處可見，尤其是街上，重要街道的高處都架設擴音器，尖銳刺耳的宣傳聲，要人們努力工作，忠于毛主席。我們到北京的第一個周末，和霍爾德里奇夫婦去西山散步，快走到山頂時，擴音器突然傳出聲音，著實嚇了我一跳。那種刺耳的吼叫聲，真叫人無處可逃。山路下有個小男孩也跟我們有一樣的感覺，他用手指把耳朵捂了起來。

　　很快，我們的生活就有了規律。每天我們6點鐘起床，遛著狗去把酸奶取回來，然后吃早飯。邊吃邊聽美國之音，有時聽英國廣播電臺。不過，讓人很掃興，無論是美國之音還是英國廣播公司，在這兒接收效果都很差。好在如有什么大事發生，我們會接到電話通知，不用去聽廣播。不過，還是讓我們覺得，自己的家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到中國的第二天，我們去了友誼商店。當時友誼商店只為外國人和中國高官服務。我們在那兒買了兩輛“飛鴿”牌自行車。北京地勢平坦，騎自行車正合適。和中國人一起，我們騎車而行，只有我們以此為樂趣。我敢肯定，他們一定認為我們不正常！

　　我騎自行車逛北京時發現，很少有白發蒼蒼的人。我問一位美發師，是不是飲水和飲食里面有一種物質可以不讓人的頭發變白。他笑著說：“是的，一瓶就足夠了�！彼�的意思是說，一瓶染發劑就可以讓人的頭發變得烏黑亮澤。這讓我很吃驚，因為每個人都身著中山裝，處于那個保守年代，人們竟然也染發。不過，畢竟都是人，都有愛美的一面。

　　每逢周日，我和喬治會去舊約圣經社大樓做禮拜，我們很喜歡那個溫馨的小教堂。來做禮拜的中國人只有7個，其中3個在共產黨接管中國大陸以前，就曾在其他新教中擔任過牧師。

　　禮拜儀式用中文，還好，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圣經，所以大半能跟得上。平常晴朗的周日，上教堂的大概有20個人左右，像一支信奉耶穌基督的小軍隊一般，例外的日子像復活節時，教堂就會擠得水泄不通。

　　喬治在我們抵達中國后不久，便決心要盡可能跟中國人多些接觸、多參加社交活動。當時由于我們和中國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因此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參加中國的國家慶典活動，這一點喬治并不同意，他認為我們不應該孤立自己。因此我們到任后第一次參加的正式活動，便是阿爾及利亞人在北京飯店舊樓舉行的歡迎會，我們到時還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

　　我們原本就懷疑有人在監視我們。我們剛到的第一個禮拜，我發現家里的管家知道某些訊息，所以我確定他讀過桌上喬治留給我的便條。我倒不擔心有人監視，不過我從此便不記日記。因此我們住在中國大陸那14個月里，我都給家人和朋友寫長信，而且用外交專用袋寄給他們，避免隨手將信亂放。這些信件替我留下許多回憶。

　　基辛格來訪時發生的一些事，更證實了我們的想法。有一天南希對我說，她某天下午在房間里跟亨利講：“我真希望中國方面能讓我們的孩子跟我們一道坐車，這樣會比較輕松，何況我們看到他們的時間又不是很長。”那晚他們出外用餐，迎接他們的中國人就講：“我們已經讓大衛跟伊莉莎白坐在你們的車子里了，我們覺得你們可能比較喜歡這樣�！�

　　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就在基辛格夫婦附近的客房住下了。中國人很細心，為我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東西，拖鞋、浴巾、指甲剪、面霜、香水、牙刷、牙膏、爽身粉等等。桌子上放著各種香煙、火柴、水果、糖果、信紙、墨水、郵票等等。有一次我寫幾張明信片，突然發現沒有膠水，順便提了一句，沒想到，等我們辦完事回來一看，桌子上已經放了瓶膠水。

　　另有一次是我跟露易絲騎自行車出去，我把我的眼鏡遺留在我們去過的一家商店，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可是我人還沒到家，我的眼鏡已被送回我的住處了。

　　每個來作客的朋友都想去參觀學校、人民公社和北京城外的一些名勝。有的人如愿以償，有些人則遭到拒絕。我們可以在允許參觀地點的方圓20英里以內自由走動，不需要另外獲得許可。而中國人在決定誰可以去，誰不可以去時，并沒什么標準，有時候我覺得他們全憑一時高興。

　　就連中國人自己也不能未經許可就任意旅行，村子里到處都有檢查哨。這就是他們控制8億人口的方法(現在，中國大陸的人口據估計已達12億之多)，自從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后，中國政府便一直小心防范，以防萬一。

　　駐印度大使帕特·毛尼翰在卸任返國前，曾帶他的兩個小孩順道來訪。我們一起參觀幼兒園，園里大概有35個年齡在三到五歲之間的小朋友。他們分三排坐在三張粗糙的長條椅上，椅子離地面有六尺高，此外教室里空空的什么也沒有。兩個年輕的老師領著他們上課，完全不用任何教學模具。我們一走進教室，他們立刻站起來拍手，接著有個頭發綁馬尾的小女孩說了句一、二、三之類的話，然后所有小朋友便整齊劃一地高聲唱起歌來。然后這個小領袖便開始唱起那首歌，那首關于一個快樂的小工人和偉大的毛主席的永恒之歌，之后我們便被請走了，離開這些可愛的小朋友。他們的牙齒潔白，笑容甜美，令人難忘。

　　那天早上，我們陸續參觀了幾間教室，情形都差不多。像畫畫教室，里頭是40個四年級的小學生，他們正學著黑板上一幅一個快樂的農民為偉大的毛主席耕田的畫，一筆一筆地描摩著。

　　回家后，帕特·毛尼翰說，這一天的學校訪問讓他覺得既難受又驚訝。

　　那的確是個令人難受的早晨，但是這個歷史悠久的中國卻會告訴你說，這些孩子如果早生25年，那他們連上學的機會都沒有。

　　復活節時，我們的好友，也是現任國會少數黨領袖約翰·羅茲及其夫人貝蒂，協同國會領袖卡爾·阿伯特及其妻子瑪麗一同來訪�？�爾酗酒，在當時眾所周知。我們為卡爾和他的隨行人員舉辦宴會的那天，有人跟卡爾說第二天要接見他的是中國的外交部長，卡爾覺得這個官階不夠高，便跟中國人一路爭辯，真令人可羞。他跟中國人說，在美國，一切都由國會掌控，他身為國會領袖，因此他是美國最舉足輕重的人物。這種想法真是不可思議！他還說，他應該會見的是“重量級”的中國官員(我想中國人相信了他講的話，因為第二天接見他的是副總理鄧小平)。宴席繼續進行，卡爾撇開中國官員的官階問題，突然粗魯地調戲擔任口譯的南希·鄧(她后來在尼克松訪華時，一炮走紅)，你可以想象當時的南希真是尷尬極了。我想強調的是，卡爾和瑪麗是我們的摯友，卡爾后來克服了酗酒的毛病，并繼續為美國貢獻心力，表現有目共睹。我們非常敬愛他。

　　復活節后不久，我們去廣東參加廣交會，順道轉往香港。那種感覺就像從黑白電影轉換成彩色電影一般。由香港回中國大陸，我們搭上聞名已久的邊界火車，它停在邊界的橋上，你得走下火車，過橋，通過檢查哨，然后搭上另一輛進入中國大陸的火車。這真是戲劇化的一幕，有好幾年的時間，這是進入紅色中國的惟一途徑。

　　喬治還帶我們去了北戴河。我們住在12號別墅，有四間臥室，四個浴室，還帶有一個寬敞的陽臺。這樣的建筑結構在中國并不多見。在距我們50英尺的地方，有一個24小時晝夜警衛值班室。我們肯定受到了監視。可問題是：他們到底是在保護我們還是在監視我們？

　　每天早上，小喬治都要跑步，跑上幾英里，一直到一個寫著“閑人免進”的牌子那兒�！伴e人免進”在這里的意思是：這塊沙灘是專門提供給外國朋友的，或者也可以說中國人請勿進入。外交界最討厭的就是被隔離開來。很離奇，共產黨取得政權后，中國人不準到外國人住的沙灘上去，而到了70年代，他們又不允許外國人和自己打成一片。所以，我們一直處于一種隔離狀態。

　　在中國旅行常常有點探險的味道。7月5日，我和孩子們乘飛機去南京，然后又到無錫和上海。天氣很熱，滿身是汗，不過旅行還是讓人很開心。我們發現，中國導游也不比我們更了解中國歷史；我們還發現，北京是中國了解世界的窗口，離開首都，生活質量逐次下降。

　　我陪休斯敦來的兩個朋友去了趟東北邊陲城市丹東。在那兒，我們參觀了貯存糧食的地窖和坑道。這種地下設施連常規炸彈都抵御不了，更不用說導彈了。

　　有趣的是，不同的人對中國的印象也大不相同。1975年5月，我們帶著兩對夫婦一起去同一個地方旅游。一天早上，其中一位女士對我說：“芭芭拉，你知道嗎？我沒看見過中國兒童玩耍嬉戲，他們看起來都很不開心�！本驮诋斕煜挛�，另外一位女士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從沒見過如此開心幸福的孩子。”兩位女士在同一個地方看到同樣的中國兒童，但看法不同，我想主要是角度不同。因此，我對中國的印象也是以我自己的角度去看的。

　　11月2號，喬治接到一張“閱畢銷毀”的電報，要他回國接掌中央情報局。他接到通知那天，我們正騎著自行車從教堂回家。天呀，中央情報局！多叫人震驚啊。喬治·布什非常激動，因為他一直對中央情報局非常尊崇，對那些獻身情報工作的男男女女的勇氣，更是欽佩有加。而我則很矛盾，一方面我想念家鄉跟我的孩子，可是我也很喜歡中國。但不管怎么樣，我心中明白，在一個人對某個地方仍心存戀棧時離開，永遠是一種明智的抉擇。

　　在我們回國前，福特總統到中國訪問。福特的訪華之行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福特一家人都很友善，很大方，也很容易相處。后勤人員龐大，令人嘆為觀止，總統有他的后勤人員，貝蒂·福特有她的后勤人員，蘇珊·福特也有她自己的后勤人員，再加上基辛格的安全人員，因此，每當他們的車隊由各方開過來時，總是造成令人想象不到的大塞車盛況。

　　福特來訪時，我們的新聞媒體對中國人的態度極為惡劣，令我印象深刻。有次我陪福特夫人和幾個中國的高層官員一起游覽故宮，我們的記者為了訪問福特夫人，又推又擠的，也不管隨行中國人的官階高低，只因他們都穿著一式毛裝，就一把將他們推開，弄得我好不尷尬。

　　我們要走了，餞別宴很多。由于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與外界相當隔離，因此外國人彼此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相惜之情。我特別記得蘇聯大使曾嘲笑喬治，說他的新工作是“間諜”工作。

　　12月10日，我們懷著些許悵然的心情，離開了這個神話般的令人著迷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