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識趙樸初，是在一次喜饒嘉措大師作震驚舉座發言的宗教組座談會上。那時正值黨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的前后，全黨全國都在調整政策，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民主氣氛頗濃，全國政協各工作組也頻頻召開座談會。

　　這次全國政協宗教組的座談會是趙樸初居士主持的。當時的宗教組組長達浦生經常不到會，趙樸初是副組長中實際主持日常工作的。趙樸初其時已年過半百，但皮膚白皙，臉色紅潤，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過四十多歲，很是健康。因此我的同事告訴我，趙樸初先生有心臟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饒嘉措已八旬高齡，但身體健朗，著一身紫紅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已顯示著他老而彌堅的神態。由于不通漢語，還隨身帶了翻譯。這位學位高、名望大的藏傳佛教佛學大師在國民黨時代，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解放后歷任西北大區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等職，著述等身。在這次座談會上，喜饒嘉措一開始就向主持人趙樸初示意，要求發言。趙樸初請喜饒嘉措大師發表意見，大師立即通過翻譯，滔滔不絕地說：“我這個人說話不會拐彎抹角，因為我沒有顧慮。我是佛門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個人沒有其他私念。因為佛門弟子也是國民。所以我愛教，也愛國；又因為現在的國是共產黨領導的，所以我也愛共產黨。1949年以前，國民黨、蔣介石待我不薄，讓我到南京當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每月給我500元大洋的津貼，還經常送零花錢。國民黨軍隊敗退，蔣介石要我去臺灣，我沒有去，留在大陸。因為我知道，國民黨政權靠帝國主義，對內欺壓各族人民，這個政權喪失民心，沒有希望……

　　“我今天本著愛教愛國的愿望，想說一些心里話，有可能聽起來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訓，希望有關當局正確領會我的本意！我要說的是：新中國成立后，成績有目共睹，國威世界矚目，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不是一黨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點是近幾年來，領導黨和國家失誤頻頻，有些作法大失人心，十分危險！共產黨本有‘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但這幾年來只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評，沒有自我批評，只能批評別人，不能批評自己……

　　“把我這個人劃為什么派是次要問題，不是左派，是中間派，還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項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過了，宗教信仰政策貫徹好，就比什么都強。共產黨、人民政府在藏區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亂，反對分裂，這些都是為了國家、民族，也是為了藏族人民好，這些我明白，我贊同。問題是對若干事情步子邁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幾年內完成幾十年，幾百年、幾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觀愿望是好的，但事實上不能成功。最可氣的是，明明有了問題，已經出現了差錯，卻硬是看不見，或者裝做看不見，自己不承認，甚至把錯說成對，或者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不能根據某個人的喜怒好惡來判斷是非曲直，那樣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懷疑，中央是否了解下邊的真實情況……

　　“我一開頭就說了，我說話沒有顧慮，言重而心誠。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協會會長。如果我知情而不講真話，偏偏去講一套假話，專門報喜不報憂，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為佛門弟子對事實的虔誠而不移！我的話如有錯誤，我個人負責！”

　　喜饒嘉措大師的長篇發言，使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時針已指正中午12點。作為會議主持人的趙樸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還有什么意見發表后，以他的詩朗誦般的語言緩慢而響亮地說：“今天的會開得好，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對于各位委員在會上所發表的意見、建議，本組將負責通過政協向中央有關方面反映，請各位放心。”

　　趙樸老沒有在最后總結發言時點到喜饒嘉措的頗為“刺耳”的講話，這給我初識趙樸初先生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因為那時的各種會議，盡管已經比較放開，但人們仍然余悸未除，對于一些“右”的言論保持著“警惕”，特別是主持人，總要講一點諸如“某某發表了一些個人的意見，一家之言，大家還可以討論”，當時我剛離開大學校門，腦子里還緊緊地守著“階級斗爭”那根弦，對于喜饒嘉措的言論，心里是認為很“右”，要在大學里發表恐怕是要受批判的。因此頗驚訝趙樸初對此沒有直接表態。

　　因為是我第一次參加會議記錄，散會后趙樸初向我走來，辦公室的老同志為我引見，他即和藹可親地同我握手，在交代了幾句把會議記錄整理好、寫份簡報之后，便問我家鄉哪里，畢業于哪個學校？我回答是“浙江人，畢業于復旦大學”時，他即改口講一口上海話：“都是南方人！儂在太湖那一邊，我在太湖這一邊(安徽省太湖縣)；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鄉！”一位知名人士、長者，對我這樣一位初出茅廬的小青年，竟這樣的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實在出乎我的意外！我緊緊握著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話。隨后，他再一次關照我和辦公室的同志，要將小組會的記錄整理好，對對筆記，力求全面、準確，然后先送他過目再視情況編寫簡報向上反映。他前后兩次交代此事都沒有專門點出喜饒嘉措的發言。

　　這次宗教組的座談會的記錄，即由我整理。辦公室讓我當天整理好，第二天即直接送到趙樸老的家中，即現在的北京西城和平門內的小宅院，趙樸老細細看完我整理的記錄稿，改了幾處，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講明白為什么要這樣改，到這時他才點出，簡報內容的重點要反映喜饒嘉措大師的發言。

　　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間，實際上是政協直屬小組大批判的“活靶子”，趙樸初先生是這15年學習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運動的親身經歷者之一，而且是該學習組四位召集人當中的一位。那么，趙樸初先生對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態度呢？

　　在當時這種大環境、大背景下，趙樸初先生當然也發過言，也“批判”過梁漱溟先生。現在要查，找檔案材料，照樣可以查到，然而我作為親身經歷者之一，中國的這段歷史，光憑文字檔案是不行的。它的真實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說，不在會上的侃侃而言，而在會下的竊竊私語和心中所想。趙樸初先生其時之對待梁漱溟先生，也要從這個角度予以細細觀察。

　　從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堅持出席政協直屬學習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學習，但趙樸初先生則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請假，大體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學習會前期主要由于樹德、王蕓生主持，后期則由程思遠主持。梁很少與人交往，當然也不排除別人遠離這個掛牌的“反面教員”的因素，在這個組經常到會的20左右的成員中，真正能稱得上與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兩人：一個是于樹德，另一個就是趙樸初，他與梁的交往，則是因為佛教文化的情結。我到這個組擔任小組秘書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會后即走過來對我說：“今天趙樸老沒有來，這是我向他借的兩本佛經，請您替我還給他，也可以下次開會他來時再給他，免得我帶來又帶回。”我一看是每本兩冊的線裝的刻本，立即接過來，說：“您放心，我負責轉交，負責保管。”“你對佛經有興趣嗎？有興趣也可以看看，這兩本書好。”梁先生笑著說。我點頭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辦公室后，給趙樸老打電話，他立即答復，不急，先放在辦公室，什么時候還都可以，有便再轉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時間，除去“文革”停止學習五年，我做這件梁與趙之間借還書籍(多是佛經)的事已經記不清多少次了，往實里說，每月總有一次吧。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這種互借互還書籍的事，有時甚至在批梁會議的期間，也沒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間，“批林批孔”運動已開始了一段時間，全組成員差不多都發言表態，“擁護”這場運動，唯梁漱溟遲遲不說話，實際上他一直在家中準備著長篇發言，由于內容與時下的運動頂牛，他一直在考慮是否全盤推出。當然.他最后終于和盤托出，講了兩天，八個小時，引經據典，其中唯獨一句毛澤東主席的話，他只是說我記得毛主席講過，自孔夫子至孫中山，我們都要研究，這話就不是全盤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學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選，卻沒有查著，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記憶中肯定是有的。這話一般人聽了就過去了，因為他講了兩個半天，都在上午。這話是第一個半天講的，沒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個半天講話之前，趙樸老召我過去，交給一個紙條，說：“你把這張紙條交給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選，梁先生昨天講的沒有找到出處的毛主席語錄，我給他找到了。”紙條上寫著毛選第幾卷第幾頁。梁漱溟接此條后深表謝意，但他在接著第二個半天講話時并未再次選讀這條語錄。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許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會，這件事就是一樁例證。

　　在粉碎“四人幫”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趙樸初與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寫的《梁漱溟問答錄》開始在北京《人物》雜志連載。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告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給趙樸老閱看，我照辦了。1986年全書15萬字結集準備出版，我請趙樸老題寫書名，寫了信并同時寄去剛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錄》(此書由屈武先生題寫書名)，請他審看。1987年1月5日，他給我復信，說：“大著《宋希濂今昔錄》，已讀了一遍。首先應向你祝賀，寫得十分生動而又令人感到真實，確是一部成功之作。過去在會上聽到他(指宋)說話，覺得很豪爽，不過是泛泛的印象，讀了傳記后，對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認識。”并說：“你托我題寫《梁漱溟問答錄》書簽之事，我立即照辦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沒有？如沒有，我還可以重寫。”《梁漱溟問答錄》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時95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協和醫院。我手捧新書登門見趙樸老，他欣然與我長談。他拿著《梁漱溟問答錄》邊翻邊對我說：“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簡單呵。你的書特別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許多珍貴資料，有意義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隨時注意積累資料，值得我學習，我這人做了什么事，做過去就放在一邊，時間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與你之間的交往，可以稱忘年之交了。此話自古有之，可見交朋友是不分年齡的。”他的一席話說得我臉紅，我就有意把話叉開，對他說我正運用《梁漱溟問答錄》里的部分材料，并補充有關資料，以第三人稱撰寫《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長文，以此文為書名并牽頭，結集出版我近十年寫的中短篇人物傳記集，已與吉林出版社簽約，計劃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給題寫個書名。趙樸老當場擊掌說：“好，好，我馬上就寫。”他立即伏案鋪紙，我事出意外，也起身過去，見信筆寫下：“梁漱溟與毛澤東”，一連寫了兩張。然后說：“好，又是一件好事。”這一天趙樸老特別高興，寫完又同我談起梁的為人。他舉著毛筆，叫我：“你過來，我給你寫幾個字，再給你解釋。”我又走過去，見他寫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他解釋說，梁老這個人，從表面上看，他總是很嚴肅，少見笑容，但一同他接觸，就會感覺到他的內心是溫暖的，有一團火。

　　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國儒家的傳統，還有佛家的影響，這一點你有沒有想到過？我連連稱是，并說他茹素70多年，青年時曾潛研佛學，幾度要想出家未成。趙樸老聽到此即打斷我的話頭，說：“你說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問過他老人家了嗎？我再給你講一段先生在幾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國佛教會準備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廣濟寺素宴若干位佛學專家，由我出面。與會者數梁老年齡最高，治佛學歷史最早，大家都懇請他指點，他一開頭就說，許多人知道我治儒學，曾為儒學的復興鼓與呼，但他們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實際上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研讀佛學遠在研讀儒學之前，并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過九旬的今天。因此對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舉雙手贊成的。他的發言博得與會者的歡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書《梁漱溟與毛澤東》出版，梁老已逝一年，當我把這本27萬字的書送去，登門拜訪時，趙樸初又撫看著書，頗為動情地說：梁老沒有能看到這本書，遺憾，可惜了。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雖有爭執，但他們是相識相知的老朋友，這已載上歷史，你的書圓滿完成了這個任務。他話聲剛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說：“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對他的后事沒有任何遺言。山東鄒平縣是梁先生30年代搞鄉村建設的實驗縣，前后十年時間，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現在鄒平縣政府通過縣政協提出，要在當地的名勝黃山上找塊地方作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個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屬即兒孫的同意，都認為這是對梁先生的一種紀念方式，給后人留點思念。我受鄒平縣政協和梁先生家屬的委托，請您開個頭，為梁老題寫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陸續向梁老的親朋好友和學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樸老認為妥當否？”趙樸老聽完我的話，幾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說：“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國文化名人，新華社發表的悼詞生平里這樣稱呼他，當之無愧。梁先生的學問和人品，有許多地方受到當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學習。我現在就寫。”當我手捧趙樸初先生寫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按：樸老是書法大家，但平時較少寫大字)時，我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我負責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鄒平去。”不久，鄒平縣立碑后還專門拍了照片寄來，由我轉送給趙樸老一張。自此，費孝通、啟功、吳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陸續為梁漱溟先生的鄒平墓地碑林題詞。

　　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病逝，三個月后的1976年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又掀高潮，天安門廣場花圈和詩詞成山、人群似海。據我所知，趙樸初同志居家離天安門廣場不甚遠，但其間并未直接去過。只是趙樸老是詩詞大家，又感于失去周總理的舉世同悲，自1976年1月中旬至4月上旬，他自己所寫的悼念周總理的詩詞有據可查，而由他看過甚至修改過的悼念周恩來總理的詩詞，則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至于這些寫詩的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朋友有沒有把詩詞貼到天安門廣場上，他的確不得而知。誰能料想到，這些光明正大之舉，不幾天就成了被追查的“罪名”？

　　政協直屬學習組老人們再一次被局面的驟變弄得目瞪口呆。身居領導地位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機關的軍代表難以向上級亦即“中央文革”首長作交代，便進一步具體地提出從天安門廣場和政治詩詞入手，追查后臺，刨根問底，興許可以挖出“大人物”來。但政協直屬組的老人們依舊眾口一詞，表示沒有參與過天安門廣場政治詩詞之事。然而軍代表此招術是有目標的，這個目標就是詩詞大家趙樸初先生，軍代表不僅通過當時的政協和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臨時學習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在清查動員會上大講什么“政協和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成員中多是高級知識分子，不少人精通中國古典詩詞”，而且不惜派人登門找一些上層人士“了解情況”，“隨便問問”，趙樸初先生即在其中。我清楚地記得，趙樸初在此期間身體不好，心情極壞，在這位篤信佛教的居士和處世待人稱得上是謙謙君子身上，竟失去了笑口常開的音貌，連脾氣也變得急躁起來。他經常因病請假，每周3至4次的學習會最多只能出席1次，有時竟半月出席1次，且在會上一言不發，一直到了1976年6月上旬的一次學習會上，趙樸初先生才主動提出，他要在會上鄭重講幾句話，趙樸老以其少見的嚴肅的口吻提高嗓音在會上說：“各位委員，各位同仁，這些天來我一直有幾句話想說一說。眾所周知，讀古典詩詞，寫古典詩詞，是我個人的一大愛好，我大半生寫過許多詩詞，有的發表，有的還留著，有的寫完不滿意就扔。我可以坦率地講，寫個人的詩詞，關于周總理的詩詞是寫得最多的一個，無論是總理生前，還是身后，我都寫得不少。那是因為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敬重他對黨和國家作出的重大貢獻，敬佩他對人民大眾的無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在他病逝后，我寫的詩詞凡自己滿意的都寄給了鄧大姐。我同樣可以坦率地講，在周總理去世之后，不僅我自己撰寫悼念周總理的詩詞，而且還看過甚至修改過不少別人寫的悼念周總理的詩詞。那也是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熱愛周總理，心心相通之故，并沒有什么深不可測的背景，更沒有什么可調查、可責難之處！我自己寫的詩詞，你們可以向鄧大姐調查去；我看過或修改過的別人寫的悼念周總理的詩詞，對不起，太多了，記不住了，但我可以負責任地答復，內容肯定都是一片赤心敬愛周總理，緬懷周總理，沒有任何政治問題！我的這些話，在這里公開發表，也是對直接受派來訪者的回答。我的態度是認真的，鄭重其事的！”

　　趙樸老的慷慨陳詞語中帶氣，但句句都是心里話，也是一篇鏗鏘有力的公開宣言。(作者：汪東林/轉自《忘年之交四十年———悼趙樸初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