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嵐

　　也許是出生于一個軍人家庭的原因，也許是青年時受時代熏陶而樹立的對國家對社會的使命感，也許是身為學者的本分，和別的同行不同，趙英一直關注著別人所忽略的研究領域，象國家安全這個領域就是這樣。從一九九一年調到社科院起，在致力于中國工業發展和產業政策的研究的同時，他開始思考國家安全問題，連續出版的幾本論著都引起很大反響。

　　深秋的一個午后，正在人民大學進修日語的趙英匆匆趕回他所任職的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一間陋室，一縷陽光，一杯清茶，我們輕松自如地聊著。他說，身為學者，首先是要做研究，而且要讓你的研究對國家、社會發揮作用。我這一生，只想寫幾本書留給后人并且值得回味，就行了。

　　　　　　父為中國核工業做出重要貢獻

　　談趙英，不能不說說他的父親趙敬璞。因為他對中國核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趙英的成長和學術觀點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趙敬璞是江蘇徐州人，抗日戰爭期間，十八歲的他應同學之邀到山西參加革命，在薄一波的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后來又到東北剿匪，南下廣州。朝鮮戰爭爆發，他隨彭德懷第一批渡過鴨綠江，一九五七年回國后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裝甲兵系政委，后調到北京，任二機部九院黨委書記、二機部副部長，一直負責核武器的研制，領導過多次核試驗。

　　兒時的趙英，也跟著父母南北遷移。他生在沈陽，六歲時到哈爾濱，后到北京。那時他對父親的工作并不知曉，只是到了父親的晚年，才從父親的只言片語中了解到一些。他充滿崇敬地說，父親是一個十分正直的人，在他的身上，真正體現了那一代共產黨人的風范。父親公私分明，對國家機密守口如瓶，而且，嚴于律己到了苛刻的程度，對子女的要求非常嚴格。

　　趙英記得，自己從來沒有因為私事坐過父親的車，甚至連這樣的念頭也沒有，也從來沒有想過為自己的事情請父親幫忙，就連他的母親，在父親的領導下工作，兩次提級都被他拒絕了。

　　文革中的父親，自然也沒有逃過劫難，他被打成黑幫，在“牛棚”里關了兩年。那時侯，趙英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狂熱地投入這場運動，當紅衛兵，受毛主席檢閱，到處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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