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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大觀>國際了望>新聞報道

        中國首批維和民警在東帝汶

        2001年3月6日 16:14

          口述:徐志達 采訪:邱四維

          2000年1月,龍年春節前夕,在別人合家團圓的時候,徐志達帶領14名中國民警啟程,去了陌生的、仍未擺脫騷亂的國度--東帝汶。

          2001年1月23日,中國傳統的除夕夜,是徐志達他們留在東帝汶的最后一晚。我國派往東帝汶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維和民警68人齊聚一堂。第一批要走了,第三批剛到,辭舊迎新,難舍難分。包餃子、喝老酒、高唱《送戰友》,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熱淚。大年初一早上5點,徐志達他們離開東帝汶首都帝力,前往澳大利亞的達爾文;年初二,乘飛機抵達悉尼,當晚乘上中國國航的航班,年初三終于回到北京。

          元宵節的第二天,我有幸采訪了徐志達。

          徐志達:

          1966年生,1988年畢業于中國警官大學;任職于公安部警衛局,少校軍銜。2000年1月率14名中國民警赴東帝汶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派民警參加維和,徐志達任隊長兼黨支部書記。

          維和民警是這樣選拔和培訓的

          1998年,中國開始醞釀培訓和派遣維和民警。1999年3月,公安部決定從六個省市進行初選,推選40名候選民警到公安部參加特別考試,選拔第一批學員。

          維和警察的人員選拔條件相當苛刻,須得通過"五關":第一是英語關,要求每個候選人的英語水平必須在非專業六級、專業四級以上,聽、說能力俱佳;第二是政審關;第三是業務關;第四是形象關,對每個候選人的五官、身材、體態和儀表都有很高的要求;第五是年齡關,缺乏經驗的年輕警察不適合,經驗豐富但體力不夠的大齡警察也不合格,最佳的人選是年富力強、有七年以上警齡的。

          按照這一標準層層選拔,全國各地警察部門初選出了40名優秀警官參加考試。考試的標準按聯合國要求,科目主要是英語、國際法和汽車駕駛,最后由專家進行心理穩定性測試。經綜合測評,最后只錄取了20人,成為中國首批聯合國維和民事警察受訓人員。

          培訓在解放軍某學院進行,因為他們有軍事維和的經驗。培訓科目除按聯合國規定的課程外,還有一些軍事觀察員根據維和經驗設立的課程。聯合國維和人員的工作語言是英語,這對中國民警來說,是個不小的問題。為了營造語言環境,學員從入校開始,無論是上課還是平時生活,一律都用英語,以強化英語聽說能力。此外,熟練的駕駛技術是每個維和警察必備的技能。汽車駕駛訓練有山地駕駛、越野駕駛、泥路水坑特殊條件下駕駛、單雙邊橋駕駛等。語言和駕駛兩項基本功訓練完成后,才是業務培訓。

          首先是生存訓練,諸如在巡邏時發生意外如何處置,怎樣才能脫險、求生等情況都要考慮到;其次是武器的識別,雖然維和人員都不配武器,但同樣要熟練識別了解各種武器的性能、特點,以防不測;其三是學習掌握聯合國工作的一些常識,維和警察常要與世界糧農組織、能源組織、衛生組織、難民署、紅十字會等進行協調,怎么打交道,如何溝通都是必備的知識。

          訓練開始是在1999年5月,至7月結束。公安部領導參加了我們的畢業典禮。典禮上,我代表全體學員匯報:"已按聯合國要求完成訓練項目,進入待命狀態。"訓練結束后,學員回各單位待命。同時,公安部外事局通過外交部向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通報了情況,由他們通知聯合國維和部:中國有20個民警通過培訓達到了聯合國要求,隨時可以派往任務區。同時,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也根據我們的外交需要,考慮向幾個任務區提出了申請派遣維和民警。但由于培訓學員只有20個,各任務區申請的數量不是很大,所以向東帝汶只申請了五個。

          前往東帝汶前,我們都寫了遺囑

          1999年8月30日晚,我們突然接到聯合國電報,要求我們申請派遣的五人于9月4日到達東帝汶任務區在澳大利亞的培訓基地。因為時間倉促,其他民警還在各省待命,出于辦手續等考慮,就從北京籍的民警中選拔了五人,由我帶隊去。其中一名是公安部機關搞通訊的,其他三名都是北京市局的。聯合國要求在9月1日給予答復,于是當晚我們就起草文件,發出電報。

          因為沒有維和經驗,辦理手續和購置裝備肯定來不及,我們向聯合國申請延期到8日。聯合國給的裝備清單就有幾十項,于是向公安部申請調運裝備。裝備分被裝和裝備兩種。被裝包括到熱帶去的床、睡袋、衣物等,裝備包括使用的工具、設備、警具等。最后我們還是在三天內把裝備緊急調運到位,把護照簽證也拿到手。那段時間我們從沒有在夜里12點前離開過辦公室。

          也是在8月30日這天,東帝汶全民公決結果出來:45萬選民中,高達78.5%的選民投票支持獨立。但在投票結果揭曉的前一晚,反對東帝汶獨立的親印尼民兵已經察覺到情勢不利,于是掀起一場暴亂。9月3日聯合國工作人員從東帝汶撤離到澳大利亞。在原定出發日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7日,我們接到聯合國通知,任務推遲了。

          聯合國撤出東帝汶后,積極努力組織大規模的維和行動,需要各成員國繼續增兵,也向中國政府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提出了增兵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外交部協商,決定進一步增派民警,從五名增派到10名,再從10名增派到15名。這樣,第一批總共派出15名。那時每天從互聯網上收集到的有關東帝汶的消息都是血淋淋的,東帝汶的天空被黑煙遮蔽,民兵放火燒毀建筑物,還針對支持獨立的人士發起死亡攻擊,用槍挑著人頭在街上走,大街上到處都有死尸。

          東帝汶任務區的危險,對我們即將前往的每個人都是一種壓力。我專門回了趟老家,把8歲的兒子交給兄弟,請兄弟幫我照顧好兒子。跟父母也只說去印尼附近的一個島嶼,為聯合國工作一年。讓我真正感到壓力的是,一起參加培訓的四個戰友,有的剛結婚,有的孩子很小,我帶他們出去,如果誰有個長短,沒法向他們的親人交待。我們每個人都寫了遺囑,這樣如果以后發生不測,也好處理善后事宜。

          后來任務推遲了,又進一步增派人員,因為這次維和特點發生變化,聯合國要代行臨時政府的職責,民警要負責執法,所以要求我們攜帶武器。10月,我們又被緊急召集起來,到武警學院練習射擊。最后,根據多年使用武器的經驗,我們決定帶中國生產的五四式手槍去。12月底,我們接到任務,聯合國要求我們在2000年1月13日到達任務區。這時我們無論從裝備上還是培訓上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沒想到中國民警的素質這么高!"

          2000年1月13日,我們第一批十人從北京出發,(第二批五人25日從北京出發),取道悉尼,于當地時間13日晚上9點到達聯合國設在達爾文市的維和民警訓練基地。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面臨到達任務區的第一關:通過聯合國的考試。因為中國民警是第一次參加維和考試,盡管準備很充分,還是有些緊張。在出發儀式上,公安部領導反復向我們交待:首次派出,要一炮打響,要不辱使命。

          那天英語聽力考的是一個案件題,分別由兩個口音比較重的外國民警來讀同一個案件,然后讓回答十個問題,答對七個才算過關。由于口音較重,語言又是我們的弱項,所以大家都有些緊張。所幸在國內培訓的基礎扎實,全部都通過了考試。

          聯合國官員對我們的考試成績比較滿意,香港無線電視臺跟蹤我們采訪的記者采訪培訓基地的官員時,他對我們的評價非常好:"沒想到中國民警的素質這么高!"畢竟中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一舉一動都很受矚目,達爾文當地一家報紙也對我們進行了采訪,標題很大:"中國民警明日赴帝力",還配發了一大幅照片。

          1月19日,我們離開培訓基地前往東帝汶。當時正是雨季,帝力機場一眼望去到處都是水坑。我們的行李被維和部隊的鏟車鏟起來,"嘩"地一下扔到地上。沒想到機場的條件都這么艱苦。聯合國維和總部在帝力市中心,從機場到那里的公路還可以,但戰亂剛過,作為首都的帝力也四處都是燒毀的房屋,街上除了聯合國的車輛外很少有別的車輛,行人也很少,沒有店鋪,偶爾在路邊看見當地居民,面部表情也都非常呆滯。看著這些經過戰亂的痛苦后麻木的面孔,我們的心里感覺真是凄涼。

          到總部辦完check in(登記)手續后,聯合國民警的人事官員和我們說了幾件事:第一,分配每人的工作去向。第二,每人食宿全部自理,聯合國只負責發給大家津貼。現在你們暫時沒有住的地方,可以先到奧林匹克吧(聯合國租用的一艘船)上去住,但住在船上,每天一半的津貼將被扣走。如果想節省點錢,必須自己租房子。第三,明天來報到上班。講完三點,人事官員走了。我們一聽,都愣了,剛到這里,上哪兒租房子去?住船上,光住宿就扣掉一半津貼,還怎么吃飯?但當天沒辦法,只好住在船上。

          第二天報到上班,我被安排在下午巡邏。在船上吃飯時認識了一個律師,愿意租他家房子給我們,報到后我和另一個民警打車去租房子。出門就遇到兩個幫派火并,看著當地人扛著大刀,還有打槍的,感覺還是比較危險。后來是分到監獄的同志在同事的幫助下租到了一套民房,我們在船上住了五天后就搬走了。

          我們的生活:和罐頭、烈日作伴

          我們住的房子就和國內農村的平房一樣,所謂的衛生間和廚房都是搭在外面簡陋的棚子,住的地方也沒有自來水,水要從水井里壓。當地的水質經過化驗有污染,不能飲用。聯合國每天供應一瓶供飲用的礦泉水,洗澡洗衣只能用井里的水。當地治安比較亂,每天聯合國的車接送我們上下班。

          平時也沒什么娛樂,在那里一年沒看過電視。要看電視得自己弄衛星天線等接收設備。我們五個民警一起住。買菜是利用每月一天的休假,坐UN的免費飛機到達爾文買。由于沒有保鮮條件,在達爾文采購的多是罐頭,回來在當地買點蔬菜黃瓜吃。

          剛到帝力時,整個帝力市只有一個華僑開的非常小的小賣鋪,營業時都鐵門緊鎖,要買東西,敲門,店主看清來人不是壞人,才敢放進去。物價貴得不得了,一個小的烤面包機在國內也就幾十塊人民幣,在那里要賣90美元,一根黃瓜也要賣一美元。經過戰亂,沒人種植糧食,許多當地人吃飯都靠聯合國救濟,所以蔬菜很少。

          在東帝汶過了兩個春節,也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下餐,心里感覺不到任何春節的氣氛--穿著背心滿身流汗還過什么春節?!平時和國內聯系不太方便,剛去時兩個多月才能收到國內的信。當地只有帝力市能打手機。我們有兩個同志被分配到歐庫西飛地,(一塊屬于東帝汶,但三面被西帝汶包圍、一面臨海的地方)條件非常苦。因為飛地在動亂時受到的破壞最大,四面都被印尼包圍著,后勤供給是個大問題。食品糧食都送不過去,商人重建的積極性也不高,沒人到那里投資,他們剛去時根本沒法通信,要住一個月才能回來休假。UN有衛星電話,但電話只能用于工作,我要與他們聯系只有到聯絡中心給他們發一個很短的消息,能不能收到還難說。我們平時用煤油爐做飯,他們那里做飯只能用柴火,而且只有吃自己帶去的罐頭,還因為水土不服,拉肚子。通訊各方面都受孤立,聯合國在那里的人也少,一共有20多個警察。他們在那里工作一個月后,回來看到他們體重降了很多,大家看了心里很不好受。但沒辦法,總要有人去干這工作。我曾經想過派人和他們換換,但他倆說:別人都堅持下去了,我們也堅持下去!我們在那里確實不好過,但別人來不也是一樣受苦?而且已經工作一段時間了,環境也熟悉了,別人來了還要重新適應環境,不是更苦嗎?這樣他們就在那里堅持工作了一年。

          染上登革熱,好幾次我問自己會不會死

          東帝汶的熱帶病,常常讓人談虎色變。當地比較厲害的兩種疾病,一種是登革熱,一種是瘧疾。一位來自加納的維和民警,就被瘧疾奪去了生命。

          東帝汶雨水多,蚊子多,染上瘧疾的機會也多。我們每天晚飯后都要吃一片叫做Doxcig的預防瘧疾的藥片,盡管副作用比較大,但還是得吃。白天上班前,還要在身體暴露處涂上防蚊子叮咬的藥水。盡管炎熱,我們出去時盡量穿長衣長褲。

          熱帶蚊蟲很厲害,蛇和蝎子也多。我們不少人被蝎子咬過,幸運的是,都是毒性不太大的。來自上海的饒灝就遭了一劫。一天晚上,饒灝不知被什么蟲子咬了一下腳踝,腳腫了起來,還突然發起了高燒,聯合國衛生所的醫生也不知所措。饒灝拿出了自帶的云南白藥敷在腳上,也無濟于事。由于警官缺乏,饒灝硬挺著值夜班,一聲沒吭。不久,腳踝爛了,饒灝便脫去了軍靴,穿雙拖鞋執勤。就這樣,腳踝爛了兩個月才結疤。

          登革熱是熱帶的一種傳染病,無藥可治,大家都害怕得這種病。而我不到一個月就得了。一開始就是發燒,癥狀不明顯。UN在當地有個臨時建的衛生所,缺少必要的設備,醫療條件也差。我到衛生所看病,做血液測試不是瘧疾,覺得可能是感冒,沒事兒,開了些感冒藥就走了。結果服了好幾個劑量號稱是全球最好的退燒藥,燒都一直維持在40度左右退不下來。燒得每個關節每條肌肉都疼,像被撕裂了的感覺。連續高燒了一個星期,臉上和四肢都出現了紫色的斑,當時我心里已經知道可能是登革熱了,但我沒說,怕引起大家恐慌,后來同事一致認為我是登革熱,就向國內作了匯報。國內很著急,部領導作了指示,馬上回國治療。當時我想:第一,我是隊長,回國治療會動搖軍心;第二,反正這種病沒有藥治,回國無非營養好些,干脆不回去了。發高燒睡不著覺時,幾次我問自己會不會死?一想到自己這么年輕,還有孩子在等著我,就說不能死,要挺住,一定要扛過去。

          因為身體素質比較好,國內又通過外交手段積極為我創造治療條件。后來又持續低燒一周后,病竟然就好了!還真扛過來了。

          打這次生病后,我對危險不是特別恐懼了,我覺得無藥可治的病都沒死,以后就不容易死了。

          工作:用實力、努力和魄力說話

          剛到聯合國工作,大家不了解中國民警素質如何,加上沒有維和經驗,所以都從基層巡邏干起。咱中國民警一般會外語的來自基層的不多,現在從基層做起,比較苦。但經過一段時間工作,積累了一定經驗,對任務區比較熟悉了,語言關也克服了,工作起來逐漸得心應手,才能逐漸顯露出來。我們有計算機通訊這方面的專家,聯合國也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就逐漸換了工作。

          我是在巡邏兩個月后受命組建科摩羅分局并出任局長的。帝力市警察局分為三個分局,科摩羅分局占整個帝力市案件的60%,帝力市又占整個東帝汶案件的50%以上,所以我這里占整個東帝汶案件的30%。應該說這個職位是塊"硬骨頭"。當時有幾個職位可以選擇,我想中國民警來時都在基層,如果顯示不出實力來,對以后的派遣很不利,所以選了最硬的骨頭啃。

          當時房子都被燒了,到處一片廢墟,組建時比較困難,光做人員、財務、裝備等各方面的計劃、報UN審批、由他們組織施工隊施工就花了兩個多月。第一期工程修好后,我們來自十多個國家的18個民警進駐開始工作。18個民警擔負著打擊整個東帝汶地區30%犯罪率的任務,困難可想而知,每天案子很多,有時夜里睡著覺就被叫起來出現場。后來隨著人員逐漸到位,好一些。我走時有30多個民警,加上當地招募的警察,總共有四十五六個人。

          剛建局時只有巡警沒有刑偵隊,所以打擊犯罪非常困難。后來我申請建了一個刑偵隊,把國內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經驗應用到了這里。要求處理案件快,執法嚴。執法的力度加大了,特別是有了刑偵隊之后,破案率、結案率都大大提高。

          有幾個大的案子印象比較深。我當巡警時碰到過一個大的案件:在聯合國難民署附近一個村莊里兩伙人打架,被打傷的人集結他的幫派扛著大刀回來,砍傷了很多村里人,還把村里的一個首領綁架了。當時警察局沒抓人,只是把當地領導人拉到一起進行談判,放了人質就算了。我被派到村里監視幫派,那些人扛著大刀就在警察面前耀武揚威。這給我很深的印象,這明顯是刑事犯罪,是黑幫,怎么不用刑事手段來解決?我出任科摩羅分局局長后,這個村子正好在我管區內。因為知道以前的事,就派警察悄悄收集他們的情況。一天我正在辦公,電臺里又傳來打架的消息。原來是兩個家庭的孩子打架,一家就找了黑幫,把另一家砍傷了兩個人,而且揚言如果報警就要把全家燒掉。我問清受害者是幫派干的,就馬上立案了。我把團伙的名字、頭兒的名字、工作的地方告訴了市局刑偵隊,要刑偵隊去抓人。刑偵隊沒找著那人,就把紙條扔在抽屜里沒管。第三天,黑幫又卷土重來,把那家全部砸爛。我在電臺里又聽到呼救,局里其他人不在,我就一個人開車去了。到那一看,村邊站著兩個機場分局的民警,他們見我來了,說里面危險,別進去。原來他們路過此地時,案件正在發生。村里人看來了兩個警察,不但沒跑還拿著刀要砍他們,嚇得他倆跑到門外來用電臺呼救。我一聽,氣得夠戧,踹門我就進去了。一看,人已經從后門跑掉了,地上全是血。我就開車追,當地的路很不好,開車很難追,就給他們跑掉了。

          對這個事我很生氣,本來這個案卷我做得很好,就等市局刑偵隊去抓人了,結果他們沒抓,案子就進一步發展了。我又寫了份報告,措辭比較激烈,說他們已經威脅到帝力市兩個警察了。帝力市局比較重視,當天派了兩個警察來,讓我們協助他們搞這個案子。這兩個警察都是從大國來的,不大了解當地的情況,見面就說先找村長談談。我說,我認識村長,恐怕他幫不了什么大忙。他倆說,那不,你得尊重當地的領導人。得,我們就去見村長。村長說,沒問題,明天早上我把他們都帶到村公所,你們來帶人就行了。兩偵察員很高興--這不挺容易嘛!我知道說別的也沒用,只好說,行,明天我跟你們一起來帶人。偵察員走后,我就開始查黑幫的頭兒在哪兒。

          第二天,我和偵察員到村公所,等半天不見村長,只來了個村長助理,說昨天晚上村長找那些人去了,那些人都跑了,村長今天去埃留找游擊隊了,找他們來逮捕這些人。我一聽就知道在瞎說,只有先穩住他。我說,好吧,村長回來你跟他說,我們下午3點再來。

          兩個偵察員很沮喪。我就把報案人和巡邏隊都召到一起,到工地上找那小子。結果他沒在。當地人多年來受外國人統治,形成一種強烈的觀點,不給任何外國人報信,一聽說我們要他們帶路,大家都干活去了,沒人理我們。

          后來我給老板做工作,說這人昨天沒參加打架,警察找他是讓他把情況說清楚,要不每天找他,他沒法兒上班,日子也不好過。老板就帶我們去了。到他家一看,號稱去找民兵的村長正在他家門口坐著呢!我在門口一聽,里面有人在洗澡,就馬上要隊員把房子包圍起來,"一個也不能跑!"說完之后,隊員都瞪著眼看我--我一著急,用的是中文!

          圍起來后,就問村長:埃留離這兒很遠嘛,你這么一會兒就回來了?村長不好意思了。后來從屋子里抓了兩個要犯,被關到監獄里了。從此這個團伙就平息了。

          中國維和民警"一炮打響"

          當巡警時我曾經一個人平定過一個騷亂。那次是紅十字醫院保安為了增加工資,罷了工,還帶著武器把醫院整個都封了。接到報警我們只知道醫院發生問題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我就和另一個民警開車去了。到那里一看,醫院門口站著四五個漢子,個個都拿著武器拿著刀,那個民警就直哆嗦不敢下車了。問我要不要回去多叫點兒人?我說,叫什么人?叫咱們來就得進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兒。他說,不行我肚子餓了要吃點東西。我說,行了,你就在車上呆著吧,說完就一人進去了。找到保安的頭兒,他提出要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又找到醫院的頭兒,醫院不同意他們的條件,而且醫院說如果現在答應了,保不齊他們以后什么時候又會這樣武力威脅,醫院就沒法開了。雙方談不到一起。

          后來,我把保安叫過來,說,現在給你10分鐘出去先把人撤走了,把醫院大門打開,讓病人正常看病,否則馬上調人來把你們都抓起來。保安說,病人進可以,但醫院的管理人員不能走,尤其是醫院的行政主管不能走。他跑了我們怎么辦?我說,他不會跑的,他是聯合國的人他怎么跑?我又回頭找醫院的頭兒做工作。最后把雙方拉到談判桌上,達成了折中協議,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當地,由勞資雙方引起的暴亂騷亂很多,我成功地解決了這樣的問題,市局對此比較贊賞,所以兩個月時我已經有點名氣。后來我出任科摩羅分局局長后,我那里也沒有因為糾紛而引發更大規模的騷亂。

          由于在分局干得不錯,有很多升入更高職位的機會。后來由于條件改善,有的辦公室有空調了,我那里一直沒有空調,帝力那么熱,在有空調的辦公室里工作肯定很舒服,但我一直就想,我們第一批派出的民警不多,要想增加影響,坐在辦公室里不接觸群眾,人家東帝汶人怎么知道你在維和呀!坐在辦公室里,是顯示不出作為一線警察的高素質的。我做了近十個月局長,吃了不少苦,但覺得工作有意義。

          在UN,從民警總監到普通巡警,拿的是同樣津貼。UN的晉職機制比較公開公平。有空缺職位就貼出來,每個人都可以申請。我們第一批15位民警,不是所有的都有晉職,但所有的都干得不錯。在UN職務并不代表業績。我們有個偵察員,一去就很快被任命為隊長。后來因為他是搞偵察的,愿意和國際同行多交流交流,主動要求調到又苦又累的偵察隊,他工作非常出色,多次受表彰,后來在重組時,我曾考慮調他過來,給他任職,但帝力總局一直不放他,覺得他干得太好了。我也多次說,我們不一定都要去爭取職務,只要每個人把本職工作做好,得到其他國家民警的認同和尊敬就達到目的了。

          因為出發時部領導反復說,要一炮打響,為以后派出做準備,所以無論對自己還是隊員,我要求都很嚴。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派出,第一次形成印象后,很難改變。正因為第一批干得比較好,條件也成熟了,我們就到UN總部向主管人事的官員提出增派人員的愿望。后來通過國內的努力,我們又派了40個民警。那邊說,像我們第二次增派這么大規模的很少,但由于我們第一批干得比較出色,中國民警在任務區比較受歡迎。(轉自《中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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