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6月1日消息：關冠(化名)，20歲，北京某大學學生。我因為去天安門廣場練功而被送到團河勞教所接受原“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幫教。

　　我嘴上雖說要正法請愿，但心里卻感到很迷茫

　　我首次接觸“法輪功”是在1997年10月的一天，經同學介紹我看到了《轉法輪》，之后又聽了濟南講法的錄音帶，那里面獨特的法理十分吸引我，又令我感到十分欣喜，覺得自己找到了真理，從此以后知道如何做人了。于是，我開始正式修煉“法輪功”。經過不斷學法和練功，我逐漸把目標從修煉成好人轉到修成圓滿去天國。后來我又走出家門，去練功點練功，參加集體學法討論和集體弘法，成了“法輪功”組織真正的一員。由于“法輪功”的書籍和經文里反復強調學法的重要性，更是由于想圓滿的那顆求心，我用在“學法”上的時間越來越多：不但在家里看，還把書帶到學校去看，有時甚至上課也拿出來看；在假期里，我每天抱著《轉法輪》從早看到晚，排除了其他一切活動。在這段時間里，我父母時常提醒我，說我的狀態很不正常；每當這時，我總想他們層次低，理解不了我，然而卻沒想到自己已經陷得有多么深。

　　在1999年4月25日晚，我接到通知：明天上午“法輪功”學員去中南海集體請愿。老實說，接到這個通知后我有點不理解，因為“法輪功”書里說我們修煉人永遠不參與政治，我們既然修煉“真善忍”，又為什么要為了一件可以用更好方法解決的事而去中南海聚集呢？本來我可以冷靜地進一步思考，但我不愿意質疑，(我想：“研究會決定的事不會有錯的”)于是就決定第二天去中南海。

　　由于第二天上午我參加了兩個考試，所以直到中午，我才找了一個借口跑去中南海。我站在中南海對面的便道上，心里十分忐忑，因為我知道此時我父母一定在焦急地到處找我。我本打算在他們找到我后，拒絕回家，繼續留在這兒，但由于擔心他們在這里發火兒，影響了“法輪功”的形象，于是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于是在下午4點，我被母親帶回了家，當時我心里還感到很遺憾，覺得失去了一次為法出力的機會。可回想起來，我站在街上請愿時，每當有路人問我為什么要來中南海，我嘴上雖說要正法請愿，但心里卻感到很迷茫，不知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可見我當時做這件事情的盲目性。

　　兩個月里我無心學習，整天陷在痛苦的矛盾中，不能自拔

　　從此以后，我父母加緊對我的看管，這讓我沒有機會再走出去。1999年7月22日，當我聽到“法輪功”被定為邪教并被取締時，心里非常氣憤和痛苦，但由于擔心母親的身體和迫于高考補習的壓力，我就再沒出去。直到2001年春節，我看到了明慧網上的經文，那里面的內容對我震動很大，我以為這事就要結束了，很快就要“白日飛升”了，所以又產生了出去的念頭。于是在2月到4月這段時間里，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考慮到底走不走出去：一方面，我擔心出去被抓后父母及其他親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學校也要因為我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我想要建立威德，將來“升天圓滿”。在這兩個月里我無心學習，整天陷在痛苦的矛盾中，不能自拔。盡管在這期間發生了天安門廣場自焚慘劇，但我仍未醒悟，我那時根本不想承認這幾個人是練“法輪功”的。

　　系里負責人問我：給周圍人添了那么多麻煩，你是個好人嗎

　　終于在4月，我拋棄了對父母親人的掛念，也不去考慮學業和前途，到天安門上訪、練功，前兩次公安人員念我沒有什么過分舉動，又因為我年紀輕，還在上學，于是兩次讓我母親將我帶回家。第二次被帶到警車上后，我以為這下一定能圓滿，就向公安人員表示我不會再來了。回到家后，我母親為了我慟哭不止，對我束手無策，我心里卻想：等真相大顯的時候也就是圓滿那天，她也會因此而得到福報。后來，出于認為自己已經接近圓滿的念頭同時也為了安慰家人，我寫了一份保證書，上面說自己再也不去天安門了，可是心里并不想放棄練功。在以后的一個星期里，我習慣性地又從外界得到了許多我所認為的“點化”，“悟”認為到了只要我是一名“法輪功”弟子，就要不斷走出去，在我產生這個想法的初期，覺得沒辦法接受它，我想只要我遭受了多大的“磨難”，我的父母就要被迫承受多大的痛苦；如果我出了何種意外，替我收拾殘局的還是別人。但由于我過去陷得太深，這些理應顧忌到的問題很快被我拋在腦后，就這樣我又一次去了天安門，然后被天安門派出所轉送到廠橋派出所，那時已經大約是晚上8點鐘了，到了派出所以后，那里的民警對我非常好，關心地問我餓不餓等等，在后來的時間里，他們對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晚上大約10點鐘時，他們本想把這件事通知我父母，但當他們得知我母親因為這件事精神已經受到很大打擊時，很善解人意地改為通知我的舅舅。在11點左右，我校系里和保安部的領導也到了公安局，他們一起耐心地給我講道理，告訴我應該珍惜在大學里讀書的機會，后來系里負責人問我：你們練“法輪功”不是要做好人嗎，你現在讓你的親人那么擔心，給周圍人添了那么多麻煩，你是個好人嗎？后來她又問我練功的目的是什么，當她聽到我說是為了圓滿修成神以后，問我：你要是圓滿走了，你父母怎么辦？這個我從沒考慮的問題讓我一時難以回答，同時讓我隱約感到自己的自私。第二天下午，我被送往團河勞教所接受兩周的轉化幫教。在路上，我才知道由于我去天安門廣場練功已經觸犯了國家法律，應該去接受勞教，是在學校領導的努力爭取下，我才得到這個學習轉化的機會。在那時，我感到我所做的一切真的給別人添了很大的麻煩，同時我也感到學校領導對我多么關心。

　　我的頭腦逐漸清醒，開始反思“法輪功”組織以及我自己的所作所為

　　剛到團河勞教所和二大隊的幫教人員接觸的時候，我有一定抵觸情緒，只要聽到他們的話里有否定“法輪功”的內容，我就要反駁他們，甚至沖他們亂發脾氣，后來就閉口不說話。可是他們繼續耐心地給我講道理，不斷啟發我，到了第二天下午，當我慢慢冷靜下來再考慮他們的話，覺得還是有道理，于是后來就不再排斥了。經過四天的學習交流，我的頭腦逐漸清醒，開始反思“法輪功”組織以及我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看了記錄“法輪功”組織骨干人員李昌、姚潔與“法輪功”決裂事實的錄像和其它揭批材料后，我終于認清了“法輪功”和李洪志的真面目。

　　“法輪功”符合了邪教的六大特征。首先，“法輪功”追隨者都對李洪志非常尊敬和崇拜，認為他無比偉大，認為他所講的話就是法，就是真理，很少有人敢向他提出異議；另外，許多“法輪功”信徒家里都掛著李洪志的照片，而且還有人對其頂禮膜拜，這些不是教主崇拜是什么？其次，“法輪功”的書籍充斥著宣揚有神論的內容。誰都知道科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沒有科學，就沒有今天高度發達的人類社會，可“法輪功”書籍里蔑視否定科學，宣揚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如“天國世界”，“沙子里也存在人，還分黑人、白人、黃種人”，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人類公認的理論，可他的書上卻說人是變得不好了，從天上掉下來的。“法輪功”本身出現在一個民主、法制的社會里，可他卻宣揚政府無用，人像動物一樣被管著，這些東西很明顯與現實不相符，是歪理邪說。此外，“法輪功”對其追隨者存在明顯的精神控制，在“法輪功”的書里反復強調學法看書非常重要，李洪志發表的一篇經文里更是專門強調了此點；不僅如此，“法輪功”還使其追隨者堅信“法輪功”所宣揚的是絕對正確的和絕對權威的，任何人都不能改動；就連說話時都要分清，不能把李洪志的話當成自己的話說，反之也不行，否則就會造很大的“業”，在這種言論的威懾下，“法輪功”組織很容易就達到了從精神上控制其追隨者的目的。另外，“法輪功”組織通過賣各種有關書籍、磁帶、錄像帶、VCD、坐墊、練功服等物斂取了大量錢財，不僅如此，在近期還出版了裝幀精美、價格昂貴的“精裝本”“法輪功”書籍，既然“法輪功”宣揚修煉是不講形式的，那又為什么要做這些形式上的事情呢？這不是借口要聚斂錢財嗎？

　　秘密結社也是邪教的一大特點，各種邪教通常都有以教主為核心的嚴密的組織體系，開展秘密的非法活動，“法輪功”組織也不例外。李洪志對外稱“法輪功”沒有組織，可實際上“法輪功”組織嚴密，有完備的組織制度，李洪志還制定了《對法輪大法輔導站的要求》、《法輪大法弟子傳功傳法規定》等，“法輪大法研究會”還有明確的內部分工。“法輪功”如果沒有嚴密的組織，是很難組織起全國數百萬追隨者的。例如1999年4月25日，北京大部分“法輪功”追隨者都是聽了從研究會傳下來的通告，才從練功點集體去中南海的，這就是有組織的行為。“法輪功”講“真善忍”，可是一旦有什么人或什么媒體對“法輪功”組織進行批評和否定，它就組織其追隨者向對方表示抗議，進行圍攻，好像它可以不受法律的束縛。自圍攻北京電視臺事件以后，在全國各地又發生了多起“法輪功”追隨者非法聚集，向政權機關示威的事件，其中以“4.25”事件影響最甚。這些活動造成了非常壞的政治影響，擾亂破壞了社會正常秩序。

　　當我認真學習了許多批評材料后，我對李洪志有了新的了解和認識

　　以前我對李洪志是非常崇拜的。在“法輪功”的書和講法中他會或明確或暗示地讓我覺得他是從一個很高層次來的，具有強大神通法力的佛，以前他說過他有無數的法身，再多的人他也管得了以及“我要度不了你，誰也度不了你”等等這一類的話。所以每當我在“學法”時遇到前后矛盾的地方或解釋不了的問題都不去理智思考，而是覺得李洪志層次那么高，他說的話我理解不了也很正常，等到層次上去以后也許就會想通。從不去懷疑書的本身是否有問題。在“4.25”以后，我對李洪志的經文有許多地方不太理解，覺得他所講的和以前的很不一樣，而且有些內容涉及了政治，但由于我不愿意客觀地去想這個問題，只是憑自己的感情繼續維護李洪志在我心中不能動搖的地位，就繼續執著地跟著他走。可當我認真學習了許多批評材料后，我對李洪志有了新的了解和認識。他曾經把自己的生日修改成和釋迦牟尼同一天，讓人覺得他和釋迦牟尼有什么關系，書里還說他“8歲得上乘大法”，后來又跟隨數位高人修煉“功力達極高層次”，還說他具有各種神通，如搬運、定物、思維控制等，可是他“出山”這么多年，從來沒人看見他顯示過什么功能；他說他修煉這么多年，從來不知道病是什么，但事實證明，他曾經去醫院看過病，還留下了病例單；他曾說輔導站不能存錢，不能以賣資料為借口收學員的錢，可實際上他售書、辦班等幾項收入是相當可觀的，而且他在北京、長春購買多處住宅、多輛轎車，移居到美國后，還雇用保鏢等等這一切事實都告訴人們李洪志并不是什么神，而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不僅如此，李洪志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曾說要讓圓滿的弟子飛上天，造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景象；之后又不斷說走出來的弟子是偉大的一類的話，批評害怕而不敢出去的人，在他的“白日飛升”的誘惑下，有許多“法輪功”追隨者，其中包括我，盲目地走出去與政府，與社會對抗。在明慧網上，批評、攻擊我國領導人的文章為數不少，還有一些是報道中國國內天災人禍的，這些與所謂“維護法證實法”并沒有什么關系，而且其內容明顯牽扯到了政治問題。

　　經過補習從職業高中考上了大學，我便把這想成是“法輪功”的功勞，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是否定主觀能動性，混淆內外因的表現

　　以前我對政府取締“法輪功”組織非常反感，認為信仰“法輪功”是意識形態問題，人的精神歸屬是由人自己選擇的，是私人問題，政府不應強行干預，認為政府禁止“法輪功”學員通過靜坐、上訪等方式“護法”是不民主的表現。但通過學習轉化，我認識到了“法輪功”組織已經成為了對國家、人民和社會構成嚴重危害的邪教組織，政府取締“法輪功”組織是對社會、對人民負責的體現。同時，我也認識到自己以前的行為觸犯了國家法律，對國家，對社會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響，應該受到懲罰。另外，“法輪功”使人有病不看，使許多人產生精神障礙，誤導人自殺、自殘，政府依法取締他，正是保護人權的體現。

　　過去我習慣用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考慮所有的問題，比如我經過補習從職業高中考上了大學，我便把這想成是“法輪功”的功勞，要是有人因此夸獎我，我便告訴他這都是因為練了“法輪功”。有時我遇到了疑難問題，而這時外界環境又出現一些變化，我就認為可以從某些變化中找到啟示來幫我解決問題。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是否定主觀能動性，混淆內外因的表現：如果一個學生平時不學習，天天練功看“法輪功”書籍，怎么能考上大學呢？如果一個人一遇到困難就向外地尋找“神的啟示”以求渡過難關，那不就喪失了自己的頭腦和意志了嗎？所以，我以后要拋棄這種消極的思維方式，明明白白地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問題，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問題。

　　回首我從走上天安門到我現在徹底醒悟，脫離“法輪功”，我發自內心(感謝黨和政府)感謝學校和老師，感謝團河勞教所的領導們(感謝團河勞教所的領導及二大隊的隊長)和幫教學員，是他們使我從“法輪功”邪教中擺脫出來。

　　從今以后，我將與“法輪功”邪教組織徹底決裂，以全新的狀態回到社會學校中去。以后我要拋棄利己主義人生觀，考慮問題做事以集體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在努力學習的同時，全面提高自身素質，走入社會后，做一個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貢獻的合格人才。(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