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昌平

　　農民啊我的父母

　　為哺育我長大付出多少辛苦！

　　出風入雨不知春秋

　　披星戴月不避寒暑

　　農民啊我的親人

　　不知怎樣才能表達我一顆赤子之心

　　第一次見到李昌平，他是作為嘉賓參加廣州的一次活動。當主持人介紹他時，他恰好出去了。機靈的主持人幽默地說：“李先生給總理打電話去了。”

　　李昌平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正是因為他給朱總理寫了一封信，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結果“一舉成名”，在當地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改革，然后仕途“一敗涂地”——由于各種壓力，他不得不“自愿”辭職，成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李昌平給人的印象一點也不酷，在蕩漾著平和謙遜的笑容里，不容易感覺到他內心的激昂。而我覺得正是這種質樸與某些張狂的不切實際的思想家相比，顯得更令人信服，那是緣于生活的一種真實心態。

　　那是一段郁悶的日子

　　1999年月12月，李昌平任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

　　有幾件事讓這位新上任的書記不得安寧。侯王村的侯大爺和他老伴兒都70出頭了，他們步行10多里找到了李昌平：“李書記，我們都快要入土了，還要交‘人頭稅’。望著步履蹣跚的老人，想到他們全年交了900元“人頭稅”，李昌平說不出話來，他無法給老人家一個滿意的答復。所謂的“人頭稅”，就是所有的稅費按擁有的田畝繳納后，不足部分按人頭分攤下去，哪怕老人孩子也不例外。

　　農民的負擔日益加重。1999年，全鄉農民實際負擔1382萬元，而全鄉農民的農業收入不足1000萬元，農民種田的全部所得，用來上交還不夠。

　　種田能手李開明，1999年種18.3畝，收糧18000斤，但是由于糧食市場封閉運行，糧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出售(國家保護價0.55元)，糧食部門仍以沒有倉容為由拒絕收購。李開明說，明年打死我也不種田了。

　　要過年了，李昌平到處求人借錢，全鄉360個干部包括老師已經半年沒發工資了，好歹要讓他們對老婆孩子父母有一個交代啊。1999年，全鄉新增債務1100多萬元(高利貸)，全鄉三級(村、區、鄉)債務總額高達4700萬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占60%。

　　但是，李昌平每次到縣里開會時，會上說的與實際情況相差極大。比如，1999年上報全縣農民負擔比去年減少4000多萬元，實際上增加負擔2億元。會上說監利農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實際上全縣80%的農民種田虧本，難以維持簡單的再生產。

　　為什么我們的干部不說真話，對農民疾苦、對農村存在的問題熟視無睹呢？李昌平有話要說，要說實話，說真話。

　　說出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里話

　　2000年3月2日夜晚，思忖著上任兩個多月來碰到的種種窘境，李昌平輾轉反側，難以入睡。這盤殘局該怎么下？李昌平拿起了筆，想給縣領導寫封信，寫了很久卻寫不下去。他想，自己知道的，當地領導也知道，說了也是白說，但心里的話如鯁在喉。對，給朱镕基總理寫信，一定會有效的。找到了合適的傾訴對象，李昌平直抒胸臆，一吐為快，為他筆下的農村農民，為自己的真誠表達，為傾吐所帶來的快感，他一邊寫一邊流淚。

　　信的開頭這樣寫道：總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作為經濟學碩士，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簡單，又是觸目驚心的數據，綜合起來就是很簡單的結論：農民負擔太重，種糧稅高價低，農業勞動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農業生產的凋敝和農村基層組織在經濟上的困頓。……然后，他建議：“堅決剎住浮夸風”，“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強化群眾監督，嚴治腐敗，確保政令暢通，取信于民”，“鼓勵改革創新，加強調查研究，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政策路線，制定結合實際的農村政策”。

　　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他多少感情與思考！但他寫完后并沒有立即發出，他設想著這封信發出去以后的種種可能性：或者國務院會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層層下批，到了縣里，這樣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會直接派調查組下來，把真實的情況反映上去。后者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無論如何，只要這封信引起了關注，他自己就可能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促使李昌平義無反顧地把信發出去的是兩件事：一件事是縣委作出決定，2000年的農民負擔與上年基本持平，個別項目比上年略有增長，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盤鄉的農民人均又要多負擔200元；第二件事是縣委要棋盤鄉在縣農村工作會議上作典型發言，暢談棋盤鄉2000年農村經濟發展的宏偉構想，講稿早就寫好了，通篇是大話，只要李昌平照著念。李昌平不得不紅著臉念完了，覺得自己真丟人。

　　3月8日，李昌平回縣城，把信交給了妻子，想聽聽她的意見。妻子看完信流了淚，默默地走到他的身邊，把臉貼在他的背后。她幫他把信發出去了。

　　至此，李昌平松了一口氣。他有預感，這封信一定會引起重視，因為他傾注了真情，寫出了實情，凡是有正義感有良知的人，都會被感動的。而且，時值春耕，正是農村大忙時節，農村工作應該是中央工作的重點。

　　一樣的事實，不一樣的態度

　　李昌平明白立言先立行的道理，信發出后，他立即著手棋盤鄉的改革：一是以土地流轉的方式，解決棄田撂荒的問題，讓外出打工的人走得舒心，種田的人種得安心；二是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三是精簡機構，合、撤、甩、辭。

　　同時，李昌平在靜觀其變、靜候佳音。

　　4月1日，中央調查組的兩位同志來到了監利，他們沒有驚動縣領導，而是直接與李昌平接上頭，調查組的賀處長出示了中央有關領導指示他們實地暗訪的批示。

　　在此后的4天時間內，調查組走訪了不少鄉村和農民，情況正如李昌平反映的，有的還更嚴重。兩位處長百感交集：他們感到奇怪，中央政策在下面怎么就成了這樣；感到傷心難過，農民怎么這么苦；感到憤怒，地方怎能把中央的政策當成兒戲？

　　中央調查組剛走，龐大的省市縣調查組來到了棋盤，對棋盤的各項工作進行調查，李昌平一下子陷入了尷尬的局面。比如，糧食部門的同志來調查落實中央糧食收購政策時，只看收購憑證上的標價，每斤0.55元。至于農民為什么實際結算價只有0.38元／斤，他們不管，他們說憑證是事實。縣檢察院到李昌平工作過的地方調查他的經濟問題。在縣里開會，李昌平不得不單獨坐一個位置——在很多人看來，一個基層干部越級向上反映情況，就等于告本地官員的狀，就是給本地抹黑。

　　李昌平痛苦地等待著轉機。

　　5月8日，農業部打來電話，朱總理等在中央暗訪組的調查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正在著手研究解決農村突出問題的辦法，希望棋盤鄉大力改革，年底再來檢查。

　　6月6日，湖北省委書記賈志杰、省長蔣祝平一行到監利調研并召開現場辦公會，認為監利縣棋盤鄉等一些鄉鎮存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立即著手進行改革。

　　至此，一場以棋盤為中心的湖北省農村改革正式登場了。棋盤鄉農民負擔由1999年的1382萬元減到2000年的589.71萬元，撤(管理)區并精簡人員150人；清理整頓高利貸，減本降息；建立了一整套比較科學的財務管理制度，比上年節約非生產性開支400萬元左右。但另外一面，本來已經升任副市長的原縣委書記，被認為要對監利的問題負有責任而重新調回監利工作；縣“四大班子”領導的專車取消了，全縣40輛超編小車被收繳或拍賣；一些重復設置的機構合并了，人員精簡了；原來只有五六百塊錢的干部，現在每月又少拿了150元；一些亂收費的單位的特權受到了限制；全縣清理整頓高利貸，放高利貨的人不少是干部，斷了他們的財路……

　　“我成了矛盾的焦點。”李昌平很明白自己的處境，他知道自己在監利無法呆下去了，走為上策。

　　我仍然依戀著土地，依戀著農民

　　9月16日，李昌平給縣里打了辭職報告。

　　當不少在外打工的監利人聽說回家種田有了保障，開始紛紛返鄉的時候，李昌平卻一個人孤獨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車，目的地是深圳。

　　“今后深化改革，關鍵是精簡機構和人員，我下海打工，也是對縣鄉機構改革的促進。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干部到市場里找飯吃，不要兩眼盯著農民‘布貼布’的口袋。”李昌平說得是太輕松，還是太沉重呢？

　　李昌平在深圳的藍田分公司當總經理，有6000塊錢的工資，相當于他在鄉里一年的收入。

　　2000年12月，李昌平以占總票數37.85%的高得票率當選《南方周末》與新浪網評出的“2000年度人物”。一位選民說：“選李昌平的最大意義不在于他堂吉訶德式的舉動，也不在于引發了當地機構的精簡與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問題擺到了我們的面前，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我們這個時代需要講實話的基層官員。”“現在最缺少的是什么？第一是良心！第二是良心！第三還是良心！所以我投李昌平一票！”

　　這期間，李昌平收到了很多讀者的來信，有農民、大學生、鄉鎮干部、知識分子，他們表示關注、憂慮、支持，其中一個叫楊子立的詩人寄來的詩《農民——我的親人》最令李昌平血脈賁張，他反復地吟誦——

　　農民啊我的父母

　　為哺育我長大付出多少辛苦！

　　出風入雨不知春秋

　　披星戴月不避寒暑

　　……

　　農民啊我的親人

　　不知怎樣才能表達我一顆赤子之心

　　……

　　2001年1月，李昌平再度辭職。原因是他原來所在的荊州市領導發現了他在藍田公司工作，向藍田的老總打了個招呼。因為藍田的基地在荊州，老總會很難做，他不想給公司添麻煩，于是主動辭職。

　　現在他將到一本時政雜志當記者。

　　采訪后記

　　我問李昌平，你是一個什么性格的人呢？

　　李昌平說：我很隨和，與領導、與同事、與朋友都很容易相處，有極大的同情心，同情弱者。而另一方面，做事很認真、很有原則、很嚴謹。

　　性格就是命運，這些性格的因素使李昌平或者埋頭干，要講就講真話。

　　李昌平不是一介莽夫，多年的官場生涯使他很清楚說真話所要付出的代價，知道要被認為“政治上不成熟，靠不住”。當結果如他所料時，他坦然相對。他說自己是帶著松了一口氣的心情離開家鄉的。至今，他無悔走過的路，轟轟烈烈地做了一件正義的事情。

　　身在繁華的都市，李昌平用一口帶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訴說著關于農村的故事，絲毫掩蓋不住他對農村的焦灼與牽掛。不過，他的思考重點也開始向實用型經濟傾斜。他舉了一個例子，監利盛產螃蟹，但銷路很不好，大閘蟹1公斤才賣30元，又不能放在塘里留著，這些螃蟹一旦交配就會死去。那是無序、過度生產的惡果。所以他在棋盤鄉時，就大力推行養黃鱔，因為黃鱔現階段不能人工孵化，資源有限，是湖區的優勢。結果，現在黃鱔的銷路與價格都很好。李昌平說自己現在最希望找到一家有實力的企業，開發家鄉豐富的水產資源。“這才是農民的富裕之路。”

　　作為一個經濟學碩士，李昌平這個鄉黨委書記無疑有了一個制高點，有助他宏觀地看問題，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對失誤提出質疑，同時在管理上可以減少盲目性。文化比較落后的農村，更需要有高素質的領導和干部，一旦他們“把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有能力帶領農民脫貧致富。

　　可惜，象李昌平這樣的農村干部只是滄海一粟！而這“一粟”也不得不飄泊江湖，唏噓中讓人感到悲壯。(《黃金時代》2001年第9期鄧毅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