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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爾布賴特:我是挺棒的國務卿

        2001年10月10日 11:00

          在200多年的時間當中,美國的國務卿一直都是男性,一直到1996年,奧爾布賴特出任了美國第一位女性國務卿,是什么樣的一些個人因素,使她從一位家庭婦女成為美國首席外交官的呢?她又是如何影響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呢?

          楊瀾:我們都非常想了解,您從國務院卸任后的第一天是怎樣的情形?

          奧爾布賴特:相當不錯,但和以往截然不同,從那天起我可以有時間去旅行,可以和朋友們聊天,然而我也意識到隨著我卸下那些曾擔負在肩頭的重任,我應該著手為新的生活做些打算。

          楊瀾:什么樣的新生活呢?

          奧爾布賴特:我的新生活應該是豐富多彩的,眼下我正在寫一本書。事實上那應該算是一本帶有回憶性質的書,是對20世紀的回顧,書里記載了大量關于我本人及我父母的生活經歷。我和我的父母都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整個20世紀中,那里發生了許多滄桑巨變。而我們的生活正是那段歲月的真實寫照,再后來我們舉家移民到了美國,所以在書里我也有寫到擔任美國大使和國務卿的情形。

          猶太裔的奧爾布賴特生于1937年,父親是捷克的外交官,她2歲的時候由于要逃避德國納粹黨的追捕全家遷居英國,直至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后才回到出生地,11歲那年她又隨著父母親到美國定居,并且在那里接受了中學和大學的教育。

          楊瀾:您從威爾斯利大學畢業才3天就結了婚,當時您對自己的將來有什么設想,有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名政治家,或者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做個忠實的妻子和慈愛的母親?

          奧爾布賴特:在1959年畢業的女生中,已經有一部分人向往成為職業女性,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們已經算是邁出第一步,盡管大多數同期畢業的女生還是認為我們應該成為可愛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在家里相夫教子。我最初是想當名記者,但因為我的丈夫也是記者,并且他的老板認為夫妻雙方不適宜在同一家報社共事,所以我的愿望沒能實現。此外,如果我在其他報社就職可能會對丈夫的事業有影響,所以我就徹底打消了做記者的念頭。

          楊瀾:你是否猶豫過?

          奧爾布賴特:一分鐘都沒有猶豫,但后來我對自己說,“算了,我還是另謀高就吧”,當時我已經有孕在身,后來生下了一對孿生姐妹,產后不久我決定繼續求學深造,和記者夢徹底告別。由于我一直對外交政策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自己應該去做教授。

          楊瀾:僅僅因為您丈夫是記者您就放棄了自己的夢想?

          奧爾布賴特:是的。因為如果我做記者會對他的事業有影響,所以我選擇了其他的職業。

          楊瀾:如果讓您再做一次選擇,您是否還會初衷不改?

          奧爾布賴特:也許我會有所改變,但后來的事實證明,我未必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我想我還是個挺捧的國務卿。

          楊瀾:您用了整整13年的時間才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這其中一定很艱難,您為什么會那樣執著?

          奧爾布賴特:那確實很艱難,我不得不在學業和家庭之間疲于應付,而且我家住在城外,離紐約及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小時的車程,我花了較長的時間修完規定課程、撰寫畢業論文。實際上,由于我手頭的事情很多,我無法完全集中精力在學業上,比方說我經常參加各類政治活動、參與學校董事會、志愿社團等各類志愿者服務。但就內心而言,我真的很想完成學業,因為我渴望取得學位。我在學業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為我的孩子們正在成長,他們會仿效我的言行,我要讓他們知道,做任何事情都必須有始有終,做功課也儼然如此,沒有什么其他借口,沒有。在我看來,父母應該是孩子的榜樣,我很高興我最終取得了學位,因為那對我至關重要,使我有理由投身政界大顯身手,我不再是家庭主婦瑪德琳,我是奧爾布賴特博士。

          楊瀾:在公眾看來,您是位意志堅強、頭腦冷靜的女性,那么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會感到脆弱和困惑?

          奧爾布賴特:是的,特別是在我離婚之后,你知道我大學畢業才3天就結了婚,那時我剛22歲,一直以來我先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后住在學校的寢室里,再后來結婚成家,可以這么說,我從來都沒有獨自生活過,因此當我45歲離婚時,我感到舉步維艱。

          楊瀾:你感到怨恨嗎?

          奧爾布賴特:的確有點,但通過這件事,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轉變。我學會了獨立,并從此振作起來,如果我沒有離婚,也許就當不上國務卿,我不敢肯定。

          楊瀾:為什么?

          奧爾布賴特:因為如果不離婚,我的生活就可能是另外一種情形,當我的女兒長大成人進入大學后,我的家庭負擔減輕了不少。所以我可以有時間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我始終認為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事出有因的。

          楊瀾:回顧往事您是否認為您對工作的熱情專注是導致婚姻失敗的部分原因?

          奧爾布賴特:這個問題很復雜,說不清,我也不想去分析它,因為這無關緊要,事情既然發生了,就總會向好的方面發展。

          楊瀾: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政界,女性是不是要付出更高昂的代價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奧爾布賴特:一點不錯,人們總是納悶,懷疑你的決定是否正確。作為一個母親,你偶爾會產生一種負疚感,一種女性與生俱來的負疚感。因為你不能確定是否花了足夠的時間來陪伴孩子,在我剛開始工作時,最讓我覺得啼笑皆非的是,很多女同胞會問我“你沒能接孩子放學,不內疚嗎”,“你為什么不陪孩子反而花這么多時間在工作上”,很多時候,女性在這方面的觀點與男性有著驚人的一致。

          楊瀾:在您宣誓就任國務卿的那一天,您的3個女兒站在您身后,作為一個母親,那個時刻對您有多重要?

          奧爾布賴特:事關重大,首先孩子們是我一生中最出色的成就。其次,我和孩子們的關系十分融洽,她們站在我身后支持我,我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那樣的場景使人們感到我的孩子以我為榮,那個時刻對我來說的確意義非凡。無論男人在撫育孩子上的功勞多么杰出,女性的作用也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女性應該意識到自己的神圣職責,并經常自問“你是否盡了力,做了你該做的”。

          楊瀾:您有幾個外孫、外孫女?

          奧爾布賴特:5個。

          楊瀾:他們看到您上電視會有什么反應,大叫一聲“外婆”?

          奧爾布賴特:他們會靠近電視,然后大聲說“這是我外婆”。也許他們認為所有的外婆都能上電視,他們從小就習慣了,他們喜歡我工作的狀態,他們可以經常去白宮,和克林頓總統一起拍照留念,這是他們成長的一部分,但現在他們將開始了解什么是普通人的生活。

          楊瀾:形象對政治家很重要,特別是在媒體的眼里,有時候形象甚至比談話內容本身傳遞出的信息更多,作為國務卿,您很在意您的穿著,旁人也同樣很關注您的服飾,特別是您的胸針。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些伊拉克人稱您是蛇一樣的女人,您就干脆戴上個蛇形的胸針,那是什么時候的事?

          奧爾布賴特:那時我剛到聯合國,我的一位前任金·帕特里克告訴我,‘人們會很注意您的穿著打扮’,所以我就有理由買新衣服,它也是我的收藏品之一,那個蛇形胸針我很早就有了。從那以后我覺得用胸針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非常有趣,別的書好像還沒有提到這一點,而我在我的書中則有描寫,有機會的話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楊瀾:看來您已經在為新書做促銷了,那么您今天的胸針又可以向我們傳達什么信息呢?

          奧爾布賴特:眼下正是春天,這是個珊瑚胸針,我覺得這是種“中國紅”。

          楊瀾:作為一名女國務卿,您經常和世界各國的男性打交道,在這方面您有什么優勢和劣勢?當您初次進行國際談判的時候,別人有沒有拿您不當回事?

          奧爾布賴特:我覺得大多數的外交部長都是老相識了,因為我們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比如錢其琛副總理擔任外長時我們關系不錯,和現任的唐家璇部長也一樣,我們共度愉快時光。在東盟會議間歇,我們還一起表演節目,由于我們共同參與了一系列高難度問題的決策,由于我們深知對方代表著各自國家的外交政策,我們互相尊重。至于優勢,化妝應該算是女部長的一大優勢,在你神情疲乏的時候,你可以通過化妝來掩飾。而男部長就不太方便那樣做,更重要的是與人和諧相處的能力,其實你既可以態度友善,同時也堅持原則。

          楊瀾:在您任職期間最具有挑戰性的使命是什么?

          奧爾布賴特:凡是要花大力氣才能完成的使命都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比方說與伊拉克的談判,我們和全世界打交道,提高非洲在美國外交上的重要性,與中國的關于貿易最惠國地位的談判。很有趣的是我們對平壤的訪問,尋求與朝鮮進一步改善關系。

          楊瀾:你和其他國家的女性領導人關系怎么樣?

          奧爾布賴特:真的很不錯,當我剛剛擔任駐聯合國大使的時候,我很想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女大使聚一聚,我不知道一共有幾位,我只是想舉行一次工作午餐,于是我讓助手去安排,我到了我的住處,發現只有6位女來賓,而當時聯合國一共有183個成員國,我們組成了一個小組,還自稱為“G-7”,我們的關系很好,還在一起做了不少事情。

          楊瀾: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美關系有過多次起落,您怎樣預計今后的發展?

          奧爾布賴特:各國應該積極投身到雙邊甚至多邊的國際事務之中,因為解決這些國際事務越來越需要多國的參與,這些事務具體包括氣候、能源、健康、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恐怖活動等,像中國這樣重要的國家理應成為參與討論的一分子。

          楊瀾:您到過中國幾次?

          奧爾布賴特:數不清了,但肯定超過6次。我在入閣前就已經去過兩次,在我的新書里我將對每次訪華都有所描述,每次中國之行都讓我感到樂趣多多、獲益匪淺。

          楊瀾:在中國什么事情讓您最感興趣?

          奧爾布賴特:當然是和高層領導的會晤,我與江澤民主席、朱镕基總理以及其他領導人的會談都十分愉快,還有那雅致的庭院、湖畔的美景,令我流連忘返,我還向往去上海,我喜歡上海,因為那是座不同尋常的城市,而且可以代表中國的變化。1978年,我曾經去過那里,在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前,1999年又與克林頓總統造訪中國。

          楊瀾:您曾經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說過,“對個人或一整代人而言,成功并沒有固定的模式可循,是否具備判斷力與抉擇力,才是決定成功與否的最終因素”,那么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最至關重要的抉擇是什么?

          奧爾布賴特:了解自己,尊重他人的理想,充分理解個人的力量足以改變世界。如果你只是隨波逐流,那將注定以失敗告終,只有下定決心、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的。(本文由陽光衛視楊瀾工作室供稿,本刊有刪節)

          摘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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