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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絕大多數基層干部來說，形形色色的應酬，是一個令人難堪的話題：一方面為應酬所累，放在事業上的精力越來越少，鄉鎮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兢兢業業、用十二分的小心應酬著，生怕應酬不好出了亂子。

　　一位基層干部是這樣告訴記者的：應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眾抱怨，嚴重影響了干部形象。既然如此，這種沒完沒了的應酬到底能否根除？如何根除？為此，本刊組織了新華社駐各地記者就這一問題展開了對話。

　　干部應酬知多少

　　裴知強(海南分社副社長)：干部應酬通常表現為“吃請”和“請吃”。一個人在掌握了一定的權力之后，往往會卷入這種迎來送往的應酬中。以前我在湖北，聽到一些干部自我解嘲，說午餐和晚餐已基本解決，早餐問題正在研究。雖然無奈，卻也自豪。

　　來海南后，才發現這里干部的應酬比內地還多。首先是南方吃早茶，8點鐘上班，9點鐘轉身去了茶樓。一席早茶，常常和午飯連在了一塊兒。為了制止這種怪現象，海南曾經針對干部吃早茶現象，專門發過一個文件。

　　還有一種所謂高檔次的應酬，就是人們常說的“與其請你吃飯，不如請你流汗”。這種應酬最時髦的是打高爾夫球，一次至少耗資2000元，這成了有身份、上檔次的標志。

　　胡宏偉(浙江分社采編室副主任)：我的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朋友曾給我算了這樣一筆賬：雖然是處級干部，級別不算高，但為了應酬，最近平均每周要出席6次宴請，絕大部分情況是被請，偶爾也有請別人的。他每周在這方面投入的精力約20個小時，差不多相當于3個正常工作日。不算不知道，算算還真被嚇一跳。

　　說起應酬，這位官員滿臉無奈，但顯然也有掩飾不住的得意與滿足。原因很簡單：應酬越多，就越能說明你是一個有用的人，是有價值和有身份的最佳體現。這是很誘惑人的，許多干部因而樂此不疲。

　　高寧生(寧夏分社采編室副主任)：沒錯。這種“感情聯絡”式接待主要針對有項目、有資金、有審批權的領導或部門。為了跑成貸款，引進項目，減少交稅，或早日獲準某建設項目開工，或某工程及早得以驗收使用，希望以幾百、上千元錢的吃喝，換取百倍千倍于此的回報。不僅要請吃，有時還要送厚禮。葛如江(安徽分社記者)：這種風氣豈止在沿海，在內地一些地方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次我采訪重慶市銅梁縣某鎮黨委書記，問他“一年之中有多少時間花在產業結構調整、幫助農民增加收入上？”他坦言，真正花在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上的時間不超過30%，而接待、開會的時間卻占到了近一半，鄉鎮干部平均每半個月要參加一次縣級以上的會。一到歲末年初就更忙了，僅去年底他們鄉鎮接待的各類檢查組就有10多個。會議也是一個接一個，既耗時，大多又沒有實際意義。

　　胡靖國(山西分社記者)：確實是這樣。有一位縣委副書記曾對我說，目前基層干部有三怕：

　　一怕開會。他一個月曾開過22個會，大都是些務虛的，實質內容不多。而且會議時間又特別長，就那么一個意思，這個領導講了，那個領導講，本來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硬要長篇大論地說一翻。

　　二怕文件。有什么樣的會議就有什么樣的文件，而且文件比會議還要多。他真不明白，如今新聞媒體如此發達，中央開會全國人民不過夜就全知道了，可為什么一級一級還要下發文件？有的文件長達幾萬字，其實有一二百字足夠了。辦公桌上的文件常常高可盈尺，真可惜了這些白紙，不如給山里娃做幾個作業本有用。

　　三怕接待。他們這些基層干部簡直快變成了“三陪先生”，陪吃陪唱陪參觀，尤其是陪酒，中午喝了晚上喝，簡直是一大負擔。來的都是客，都是官，下邊誰也得罪不起。這個檢查，那個評比，窮于應付，忙于奔命，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于是應運而生。

　　葛如江：采訪中我了解到，鄉鎮干部一方面對整日的吃喝、招待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又樂此不疲。一位曾擔任多年鄉黨委書記的干部說：“有句順口溜‘協調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費，工作就是開會’�，F在的檢查工作就是比接待，誰接待好誰的工作就能打高分。再比如去上面要個項目，你不接待不行，很多部門要協調，不喝也不行。喝得好，項目就好錢就多�！�

　　應酬多的背后往往是腐敗

　　裴知強：應酬多了，危害自然也多。首先是使得行政行為常�！岸搪贰�，“酒杯一端，政策放寬”、“筷子一舉，可以可以”，這是很多年前就有的順口溜。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短。酒席宴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難做到公辦。天下沒有不付錢的晚餐，干部憑自己的工資，是沒法參與這樣的應酬的。主動應酬是花公款，被動應酬要付代價。吃人家一只雞，肯定要還人家一頭牛。事實一再證明，應酬常常是腐敗的前奏曲。

　　其次，頻繁的應酬影響了干部形象，降低了干部水平。成天出入歌樓酒肆，成天臉是紅的，舌頭是大的，走路歪歪斜斜，說話罵罵咧咧，外表連一般的良家子弟都算不上，還能是共產黨的干部形象嗎？還有，一天只有24小時，如果整日應酬，哪有時間看書學習？干部必須是當今的精英，國家才有希望�？蓱�酬多了，干部還能保證自己在知識和文化方面的領先地位嗎？

　　胡宏偉：導致干部應酬肆意泛濫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們手中的“權”。而且這種“權”無所不在。你想辦個廠，你要批塊地，乃至進個學校、轉個戶口、吃喝拉撒……對不起，就得先過我這道檻，先拜我這炷香。否則，門兒都沒有。真可謂“權”網恢恢，插翅難飛。

　　去年5月，浙江溫州的一家媒體曾做過一次調查，針對“溫州老板工作之余干什么”這一設問，33%的被調查者一口咬定老板們是“花天酒地陪干部”。而老板們則委屈地表示，他們也絕非心甘情愿，不去陪干部應酬，很多事就會辦不成。

　　葛如江：安徽農業問題專家吳昭仁說得好，應酬會導致嚴重的形式主義。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坑害的是百姓，損害的是黨的形象。

　　潁上縣的八里河，是圍田建成的風景區，景區內還建造了一些世界名勝的微縮景觀。從中央到省里許多領導都來參觀過，來的人都說好。但就沒有一個多問一句“這錢是從哪來的”。潁上縣是貧困縣，干部連工資都發不出，哪來的錢搞旅游景點，為了迎合上級，只能去增加農民負擔。

　　重慶大學教授陳萬志說，這種只對上不對下的“一頭熱”的干部人事制度，一是容易造成基層干部為了取悅上級領導而背離群眾利益，只要領導說好，成百上千的群眾說不好也不頂用；二是使基層干部官官相護，“連襠褲”穿起來，朝著利益集團化方向發展，下面的違法行為，上級也就睜只眼閉只眼。比如檢查農民負擔，只要下面接待好了，明明擅自增加農民負擔的事也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胡靖國：一些鄉鎮干部告訴記者，負擔太重了便等于沒有負擔。上邊不切實際地下任務，下邊只能是稀里糊涂地完成任務。上級下來檢查工作，聽匯報、看錄像、轉試點、說好話、鼓鼓掌，一走了事，后面跟著攝像機，搞得倒像拍電視劇的。實際工作做了多少，誰也說不清。于是在一些地方各種“花架子”工程、“虛假數字”盛行，影響了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現在企業減負，農民減負，學生減負，何時給基層干部也減減負？

　　高寧生：由于應酬太多，鄉村干部的精力被大量分散。鄉干部們說，他們的“身體”常被截成三段，三分之一用于吃喝接待，三分之一用于開會和陪同檢查考核，三分之一用于正常工作。

　　寧夏黃河灌區一位鄉黨委書記告訴我，他們鄉平均不到三天就要有一撥人來，來人就得吃飯，吃飯就得到餐廳。每年光用于吃喝方面的花銷少則三四萬元，多則五六萬元。所轄各村，村村都打有吃飯的欠條，每個村的花費都在五千到一萬元。而這個鄉，歷年的欠款現在已達200多萬元。他說：“上面來的人，大多是領導，不接待不行啊�！�

　　給“多應酬癥”開藥方

　　裴知強：根治應酬的方法很多，包括如今已經實行的下文件、發通知等。但是，最根本的辦法是改革，取消行政過多參與經濟活動的弊病。大家回想一下，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時候，應酬最多的是計劃部門；在商品短缺的時候，應酬最多的是物資供應部門，那年月，一個站柜臺的售貨員都是很牛氣的；在資金渠道緊張的時候，應酬最多的是金融部門；在商品相對過剩的今天，應酬最多的是一些物資采購人員。當然，一些擁有簽字權的官員，一字萬金，一直就是應酬的追捧對象。制止應酬，不能揚湯止沸，必須釜底抽薪。

　　胡宏偉：如果要為這種“干部應酬”病癥開藥方的話，應該盡快實現政府角色歸位，破解干部權力情結。比如目前正在各地大力展開的政府審批制度改革等。

　　近段時期，全國上下的第一大熱門話題恐怕是中國加入WTO。正如一些專家所言，我國加入WTO的最大挑戰，是原有政府運行體系包括諸多法規政策如何與之對接。最近，我和分社的一位記者對此進行了專題調查。令我們頗感吃驚的是，不少政府部門在清理與世貿組織不相適應的地方法規政策時反應遲鈍，進展緩慢。其中除了對WTO知之甚少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這些急需清理的地方法規政策中極富“權力”含金量，難割難舍。沒了這些權力，誰還會來找自己“應酬”？真的是很心疼的。

　　葛如江：江西省委組織部農村處的劉偉旗說，要改變這種風氣，第一要加強黨員干部的自身修養，第二關鍵是改革現有的干部選拔和考核機制。

　　渦陽縣農委主任范吉用說：“到基層來的領導大都打著視察、檢查和考核的名義�，F在的檢查、考核多達10多項，我縣‘一票否決’已達5個，有的地方招商引資也是‘一票否決’�，F在事故那么多，原因不是沒有制度，各級也是一次次檢查，但檢查發現的問題就在一次次的吃喝接待中‘過關’了�！彼�認為，應將各項指標重新梳理，該減的就得徹底砍掉�？己烁刹恳�重實績，不能光是官員給官員打分，要請群眾給官員評價，不能以領導的喜好作為選拔干部的標準。

　　加大干部制度改革，精簡機構是解決當前干部作風問題的重中之重。永豐縣一位鄉黨委書記說，七八年前縣里正副縣長只有5個，而現在有9個。上級領導多，分工細管得也就細，下來檢查的時間自然就多了。每個領導來了我們都要接待，不僅如此，有時書記、縣長先后下來檢查，書記下來發了一通指示；縣長來了，也是一通指示。他們倆意見一致還好，如果意見不一致，下面的干部就麻煩了，不知道聽誰的。盡管中央下決心精簡機構，裁減冗員，但力度不夠，步伐太慢。要讓我們從這些接待的負擔中解脫出來，先要讓干部減下去。高寧生：不少基層干部認為，對于吃喝，要正確劃分正常接待和公款浪費的界線。正常的接待不能少，但純屬應酬的吃喝必須制止。干部下鄉是轉變作風的體現，但要注意不要顧此失彼，要用嚴格的制度加以規范，把握尺度。面對愈刮愈烈的應酬之風，他們建議：

　　從精力上解放鄉村干部，做到“三個減少”。即減少達標活動、減少會議、減少形式主義的東西。檢查、考核工作必不可少，但可以集中時間搞，精簡、高效，壓縮時間。

　　從機制上改變。機構改革中，從上面開始就要合并撤銷一些部門，使下面相應地減少部門。因為上面的部門越多，下面的接待任務就越重。

　　在條件許可的地方，鄉上設灶，使到基層工作的干部可以隨灶就餐，減輕鄉村干部的負擔，節省接待費。

　　大力提倡下鄉吃飯交伙食費制度。所交伙食費由派出單位負責交錢給接待單位，盡量避免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打交道，減少心理上的“難為情”。健全制度，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對于應酬或公款吃喝問題，中央和地方都曾有過明確的制度要求和處罰規定，只是沒有貫徹落實好。現在要重新強調，并不斷完善這些制度，把有利于作風建設的制度落到實處。

　　從反腐倡廉的高度認識應酬問題，促使干部轉變作風。同時采取一些強硬措施，抓一些典型予以曝光，讓廣大干部充分認識到，減少吃喝應酬不是小事。(楊慶兵熊寧寧)

　　摘自: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