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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員的"角色回歸” 2001年11月01日 09:22
聲明:本版文章之版權屬于原作者及原刊載媒體,如轉載請與原刊載媒體聯系,謝謝合作。 正如很多高速增長的企業因為管理基礎薄弱、缺乏凝聚力而突然衰敗,正如很多聲名顯赫的公司一揭開蓋子就千瘡百孔,中國一些地區的發展也潛伏著同樣的危機。這些地區也像那些忙于做表面文章的企業一樣,長期忽略基礎的管理工作,不重視民意根基的打造,在“官員任期所有制”的短期思維影響下,致使問題越積越多,積重難返且越來越難以遮掩。 我們的記者在采訪某省一樁命案時,遇到當地一位已經采訪過該案、但后來沒有曝光的中央級媒體記者。他說:“這個省不能再出事了。中央盯得很緊,現在什么都是責任制,再出事,省領導的位置坐不穩啊!” 雖然“不報道出事”并不等于“不出事”;而且事實上,一時地壓住某地的新聞也不等于能永遠地壓住所有地方對此的報道,尤其是在一個“互聯網社會”;但對地方官員這種如履薄冰、天天擔心出事、害怕上面怪罪的心情,我們表示理解。今天爆炸,明天火災,這天黑社會,那天“豆腐渣”,貪官層出,特權橫行,而且安全事故動不動就死傷幾十人上百人,嚴重背離“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的政治原則,讓上級領導寢食難安,讓人民群眾悲憤交加,媒體還要紛紛報道追究,誰坐在那里都如坐針氈。 當中國的地方官員因為上至中央、下至底層的壓力,感到“這個官越來越不好當了”的時候,他們在客觀上就開始了“角色回歸”的里程。我們對這一方向持肯定的態度。 所謂“官員的角色回歸”,在我們看來,就是還官員之所以為官的本來面目,真正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而剝離掉那些封建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東西。在“官本位”的文化下,要全面實現官員的“角色回歸”,還需要漫長的過程。但“回歸”的方向,我們以為應該是明確的。 第一,從權力的擴張走向權力的收縮。隨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機構調整,裁撤收縮,隨著國有企業的“無級別”化,隨著權力部門之間制約關系的加強,越來越多官員感到手里的權力少了,權力沒那么硬了,沒那么暢通了,管不了(至少是直接管不了)那么多人和事、財和物了。于是,以往的“優越感”變為“失落感”,“特殊化”趨向“一般化”。 第二,從對經濟和公民生活的大量干預走向為經濟和公民生活提供服務,還權于民。由高高在上的命令者、指令者,變成投資環境的維護者、投資者的服務者。管制和干預是腐敗的溫床,只會令個人得利而使整體投資環境受損。當官員的個人作用大大弱化,當官員覺得干預別人會“縮手縮腳”、“有所顧忌”時,他們將找到人民之所以賦予他們以權力的理由:“要你當官,就是要你為我們好好服務。沒有服務的理念,只有管制的沖動,就不配當官。” 第三,從說“官話套話”、“假話空話”到為人民說話,說真話,用自己的語言說話。 第四,從“公私不分”到公私分明,不化公為私,不因公徇私。 第五,從人治到法治。讓人民不再“求人辦事”、“拉關系辦事”,而是按公開透明的制度平等地辦事。 第六,從很容易“混日子”到接受嚴格的考核,讓對官員的辭退、降職、懲罰成為一種硬性的約束。讓官員成為最擔心“下崗”的一族(事實上,他們也是最膨脹的一族)。對貪官要有威懾,對庸官、懶官也要有壓力。要讓人們覺得“當官大不易”。 第七,從缺乏監督到時時面對監督的壓力。不僅是為官者自己受監督,其子女親戚同樣會被傳媒盯得死死的。 第八,官員的職責、功能由模糊到清晰。官員的職責越模糊,權力就越大,所以什么是他們可以干的、什么是不可以干的,一定要清楚地界定。企業的經營范圍要放松,官員的職責范圍要明晰。 第九,由回避問題到直面問題,由掩飾問題到真正解決問題。不要中央不問、不發現,就萬事太平,出了事先想著怎么在上面過關,得過且過,搞短期行為,不實事求是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 第十,由感覺型、拍腦袋型的管理到理性化的科學管理,從“家長制”、“一言堂”式的管理到民主化、參與式的管理。 我們已經聽到“現在當官真累、真苦、真沒意思”的許多抱怨,也看到不少官員辭官,追求其他的人生目標。在社會上,也有很多“當官沒什么了不起的”、“沒什么好牛的”、“沒什么好怕的”的議論。當作為個人的官員開始思考“當官的真正價值何在”、并且不無迷茫的時候,我們認為,作為整體的中國官員正在覺醒。他們感到越來越多的約束,恰恰表明,中國傳統的“大政府”有可能變成“有限政府”。而“限政”,從來都是“善政”的開端。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對中國一些官員的“失落感”、“迷茫感”、“無力感”表示致敬——他們正在和那種建立在控制與管制基礎上的“優越感”告別。他們的人生走到了新的路口,確實不容易。我們對他們的探索表示尊敬。我們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國官員的“角色回歸”不等于“無為主義”。我們希望他們主動迎接而不是被迫走向這種“回歸”。回歸人民的懷抱,回歸對民族的責任和歷史的良知。 摘自:《南風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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