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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中科院系統首位野外考察時遇害的科研人員

　　-案件尚未偵破，警方正在搜集線索

　　-昆明植物所規定今后科考人員不得單獨外出

　　近日，在四川涼山科學考察時失蹤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博士研究生張廣杰已被證實遇害身亡。尸體已經找到，頭部有明顯的鈍器猛擊痕跡。據了解，這是中科院系統首起被證實的科研人員野外考察遇害事件，在國內也屬罕見。

　　為做博士論文走進涼山

　　張廣杰生前見到的最后一位熟人是師妹普春霞。9月16日，張廣杰因為博士論文的需要，與她一起從昆明所出發赴四川采集植物標本。時過境遷，普春霞已經回憶不起當時的情景。由于任務不同，9月21日，張廣杰與她從成都分手，普返昆明，張廣杰赴四川涼山自治州的鹽源和木里兩縣。

　　按原定計劃，張廣杰將前往四川的鹽源、木里、云南寧蒗瀘沽湖、麗江、中甸等地進行植物學考察采集工作，考察的線路為：鹽源——木里——鹽源——瀘沽湖——麗江——中甸——昆明，預計20天左右。

　　張要考察的是一種叫高山櫟的植物。臨走前一周，他向同門師兄陳紹田請教(此時其導師周浙昆先生也已外出考察)，陳告知他涼山州的木里縣有這種植物，以前他曾到過這一帶，并向張介紹了有關情況。

　　陳紹田告訴記者，高山櫟屬于殼斗類植物，一般生長在高海拔地區，涼山是這種植物的主要分布區，“其實昆明附近也有高山櫟，但因為我們的專業是植物地理，所以最好能找到大片高山櫟的生長區。”

　　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

　　　野外考察

　　據陳紹田介紹，這是張廣杰第二次單獨外出，盡管讀碩士時即師從周浙昆教授，但由于研究方向方面的原因，很少外出考察。而第一次是由周教授幫助聯系，到目的地后也是有人接待的。因此，真正的獨自外出，這其實是第一次。結果就是這一次出了事。據熟悉張廣杰的同學介紹，張為人善良樸實，而又性格內向，不擅與人交往。而陳紹田及周浙昆教授都認為，如果涼山此行不是張廣杰而是別人，很可能就不會出事。

　　所里接到張父電話時，張廣杰

　　　已失蹤近20天

　　最先起疑心的是張廣杰的母親。10月1日，中秋佳節，兒子沒有像往常那樣打電話給家里。這很不正常，一般情況下，張每周都要跟家中通一次電話的。10月7日，由于還沒有兒子的消息，父親便打電話到昆明所，未通。一周后，父親再次打電話，張廣杰導師周浙昆教授稱按計劃應該快回來了(這次出差預定為20天)，但所里也沒接到他的電話。周先生講，因為野外情況復雜，出差時耽擱一段時間是經常的事，考察地多數通信不便，有時不打電話也屬正常，他本人最多時曾一去九個月。

　　數日后，張廣杰的父親打電話給張廣杰的師兄陳紹田，告知廣杰已有一個月沒給家中打電話時，陳心中一沉，心想可能出事了。遂打電話給涼山州公安局的一個朋友咨詢，對方告訴他很可能出了危險，因為當地治安不是太好。

　　植物所四尋張廣杰

　　10月29日，昆明植物所派出有陳紹田在內的四人去木里縣尋找，陳紹田說那幾天他們跑了好多座山，但是什么線索都沒找到。一周后，周浙昆教授親自帶人去找，仍然一無所獲。又過了一周，張廣杰父親、伯父也趕到了昆明。木里是個面積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大縣，尋找團盡管采取了種種辦法，包括通過公安協查、電視臺尋人、請正在召開的木里縣人代會協助等，張廣杰仍然沒有下落。最后只得從木里返回。

　　返回后，張廣杰父親要求親自去找，所里遂派一位保衛干事乘車陪其同往。這已是所里第四次展開尋找。這回，在木里縣城糧食局招待所，終于找到一個丟棄的客人入住登記簿。服務員也漸漸回憶起曾有身份證上有“曲阜”字樣的人來過(張廣杰用的是其在曲阜師范大學讀本科時的身份證)。張父遂判定是張廣杰。而此前，陳紹田曾來此查詢，但遺憾的是，該所遺失了9月28日以前的所有記錄，時過已久，服務員當時未能回憶起廣杰是否來過。

　　小女孩發現張廣杰尸體

　　當日，木里警方找到廣杰尸體，并通知植物所保衛干事蔣某，蔣某擔心噩耗加上高原反應會使廣杰父親受刺激，遂力勸兩人先回昆明。廣杰父親、伯父在乘坐三日火車抵達昆明所后，對方告知他們已經有了廣杰的消息。于是，兩人在12點抵達昆明，下午4點鐘又與昆明植物所黨委書記劉培貴帶領的9人原路返回。

　　張廣杰的尸體是被一進山小女孩發現的。她在進山時發現了一雙死人的腳，但她報告了當地“頭領”后，“頭領”對此并沒有在意。后來看到關于廣杰的尋人啟事，這才報案。尸體已經腐爛變形，但通過衣服、眼鏡和未丟失的相機，被認定確是張廣杰。他身上所帶現金、儲蓄卡及身份證均已不在。

　　兩名外地男子是謀殺案的最大嫌疑人

　　根據后來昆明所和警方的追尋，廣杰遇害的過程推測如下：9月22日，他先到達鹽源縣，攜帶的相機和現金(2600元)都寄存在旅館，并做了登記。9月23日，抵木里縣城，入住糧食局的招待所，他的目的地是離木里縣城120公里的水洛鄉，第二天啟程，由于在臨近915林場3公里處遇到塌方，遂改步行，后遇到915林場一對夫婦，搭乘他們的馬車趕到林場。當日在林場招待所住下。

　　據了解，曾有一高一矮兩名外來男子在廣杰之后抵達林場(后被定為是首要犯罪嫌疑人，警方已經基本排除當地人作案可能)。兩人何時認識廣杰不得而知。據猜測，很可能在來時車上，經過簡單的攀談之后，單純善良而又急需幫助的廣杰被他們套出老底，并輕信了兩名生人。9月25日早晨，同廣杰一起吃過早飯，三人一起出發。據悉，當時林場的負責人曾告知廣杰，他們正在修車，第二天就可以乘車去水洛鄉。但被廣杰拒絕，可以想象，直到此時，他絲毫沒意識到可能降臨的危險。

　　到水洛鄉需翻過一座山。有當地人透露，在路上，曾有一個年輕人向他問路(后被認定就是張廣杰)，當地人告訴他，到水洛鄉應該走一條馬車路才好。但兩人極力勸阻了。再后來，張就跟他們上了山。事后證實，在山上張廣杰慘遭殺害。在后來找到的尸體上，頭部有明顯的鈍器擊打痕跡。

　　據周浙昆先生講，事實上，就在915林場附近，有很多廣杰所要尋找的高山櫟，根本用不著到水洛。張廣杰為何非要進山？是因為想找到更有代表性的標本？還是被兩人蒙騙？如何蒙騙，在歹徒被抓獲之前，這將是一個謎。

　　中秋之夜兒子沒有來電話引起了張父的不安

　　12月8日，記者來到張廣杰的家鄉，離山東沂水縣城近30里的朱戈鎮大峪村，張家和其他普通村民家一樣，是普通的4間紅瓦房。出門迎候記者的張廣杰的父親張繼修，緊緊握著記者的手，泣不成聲。走進小院記者就被廣杰母親的哭聲刺痛，“兒啊，你走了媽還活什么!”“還我兒子……”張繼修說，廣杰的母親前一陣一直在住院，最近剛剛出院，從聽到噩耗至今已經十多天了，她就白天夜里的這樣哭喊，滴水未進，一直靠打吊瓶維持著，無論誰勸，也解不開她心中的結。

　　張家唯一的電器便是臺14英寸黑白電視機，為了和在外地的廣杰聯系方便，張家省出錢來裝了一部電話。面對著廣杰的遺像，張繼修像是對兒子又像是自言自語開始敘述了事情的經過：“廣杰是個孝順懂事的孩子，在外讀書的幾年里，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八九點鐘他都給家里打電話，關照爸媽的身體，談他的學習生活。在去涼山木里縣采集標本的前一個星期六晚上，他給家里打了電話，說需要半個月左右的時間，可等到中秋節的晚上他都沒給家里打電話，我們等到12點，就有種不祥的預感。10月2日一大早我就給所里、他的導師打電話，可辦公室沒有人接，導師出差了，直到10月9日才和導師聯系上，又等了幾周我等不及就到昆明同他所里的同志一起進山找人……”

　　然而，從昆明帶回來的是令人撕心裂肺的噩耗，還有廣杰的骨灰。

　　“我讓廣杰的同學把募捐的錢

　　　退了回去”

　　張家的供桌上擺放著廣杰的遺像和香蕉、菠蘿、蛋糕等供品，還有張繼修帶回的幾件遺物：一只不銹鋼水杯和他常用的小梳子、小鏡子。說起昆明植物所給的補助，張繼修搖搖頭說：“孩子沒了，要別的有什么用!”

　　據張繼修介紹，兒子的喪葬費補助，是所里按照云南省人事廳、財政廳云人工〔1996〕38號文執行的，“因公死亡的，補助1500元”，所里還答應，因廣杰死得意外，給8萬元的補助。但這都沒有兌現。

　　張繼修還說：“廣杰的同學陳紹田等人為這事捐了一部分錢，他們要把錢寄來，我回絕了，我讓他負責把錢退回去，只寄來名單。”張繼修自己出錢為兒子辦了喪事。

　　“希望公安部門早日破案”

　　“從兒子出事到現在，我和她媽都死過幾次了。廣杰曾經是全村人的驕傲，許多父母都拿他做樣子，也是眾多孩子的努力方向。廣杰走了，我們受不了，全村人也都受不了，希望公安部門能加大破案力度，早日捉拿兇手，為我們伸冤!學校也應該從這件事中接受教訓，不要讓學生單獨行動，并加強安全教育，不要讓這樣的悲劇再發生!這真是要命的事情啊!”

　　大峪村的黨支部書記張繼桂，每天都抽一些時間來安慰廣杰的父母。記者去采訪時他也在場，他說：“真是太可惜了，廣杰這孩子，是我們村的驕傲和希望。出了這樣的事，我們無法接受，對國家也是個損失。希望公安部門能早破案，這對大伙也是個交待，不能讓大伙失望啊!我代表全村提出這個要求。”

　　全村人為博士生送葬

　　村里一位村民說，大峪村是沂蒙老區的一個小山村，山東省第二大的壩山水庫占去了這個村三分之一的耕地，張父是沂水卷煙廠的電工，張母在家務農，一家人生活節儉，張廣杰的弟弟張廣斌本來學習挺好，但家里為了供廣杰讀書，只得讓廣斌中途輟學。

　　毫無疑問，對于這個家庭而言，張廣杰是全家的希望，當這個希望如此倉促地離去時，留下的悲慟是可以想見的。

　　11月30日按照當地風俗出殯的那天，200多戶的小山村到了八九百人，哭聲一片，村里的男女老少用最質樸的感情，用他們發自內心的哭聲為他們的博士送了行。一位叫郝世美的大娘邊哭邊說：“出了這樣的事，俺全村都難過得不得了!村里200多戶人家沒有不到場，不掉淚的，他可是全村最有出息的好孩子啊!”

　　中學班主任聽見噩耗當場落淚

　　當我們想從張廣杰的家中找一張全家福照片時，卻發現張廣杰的家人從未照過合影，唯一的一張合影是他讀研究生時同媽媽在雪地里拍的，除此，再也找不到家庭成員間的合影，我們只好讓廣杰的父母抱著他的遺像補上了一張“全家照”。

　　下午，我們同張廣杰高中時的班主任沂水一中老師王民來取得了聯系，當王老師聽說學生廣杰遇害時，當場潸然淚下。王老師說，廣杰學習刻苦，生活儉樸，是一個公認的好學生，在中學期間，他的學習成績一直是班里前幾名。他在班上威信很高，是那種讓老師放心，同學喜歡的好學生。

　　廣杰的初中班主任老師龐云龍說：“廣杰在下峪村中學讀初中，初一學習一般，后來進步明顯，是一個學習刻苦，品行端正，有后勁的學生!”

　　遇害事件在中科院系統尚屬首次

　　事件發生后，記者與昆明植物所辦公室主任甘煩遠取得了聯系，據甘主任介紹，昆明植物研究所由于其學科研究特色，需要經常進行野外調查等工作任務，每年合計至少不低于100人次。在中國科學院系統，有關失蹤案件已發生過多次，其中震動、影響大的如彭加木、陳彪院士等，但類似張廣杰這樣的被害事件尚屬首次。

　　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長傅德志介紹，科學家野外考察充滿艱苦和危險，就在張廣杰遇害前十幾天，美國曾發生過一起科學家野外考察被毒蛇咬死的事件。

　　導師說社會治安困擾野外科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相對自然界的危險因素而言，社會治安因素似乎更值得關注。據了解，昆明植物所的科研人員在外出考察時，被搶被打事件時有發生。張廣杰的導師周浙昆有過十幾年的野外出差經驗，他說，現在對于科研工作者而言，最偏遠的地方往往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為那里民風最純樸，很少發生人為意外。

　　張出事之后，師妹普春霞一直未敢將此事告訴自己家人，因為怕父母擔心。作為一名植物分類學研究生，類似的考察她也做過多次，而且也經常是單獨行動，在外也曾遇到過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

　　研究生單獨外出科考

　　　難道是因為經費緊張

　　據與張在同一科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講，由于植物分類屬冷門學科，經費短缺，因此為節省開支，學生外出考察時多為一人單獨行動。不過，對此周浙昆教授不能認同，他說科研人員單獨外出考察主要是出于課題方面的考慮，而不是經費上的原因，他以前經常對學生講，外出時不必過多考慮經費問題。

　　張廣杰被定為“因公遇害”

　　由于情況特殊(張廣杰是中科院系統首例野外考察遇害事件)，甚至也沒有可以參考的相關規章，張廣杰善后處理一事頗費周折。據張廣杰父親介紹，在找到張廣杰后，同去的昆明所劉培貴書記在涼山時曾就善后事宜與其交涉，稱如按有關文件，張廣杰所得撫恤金大概是生前12個月的工資。悲憤交加的張廣杰家人力拒，只希望盡快將兇手捉拿歸案。

　　回所后，繼續進行善后處理。由于所長郝小江一直在臺灣開會，此事由劉具體負責。最后張廣杰被定性為“因公遇害”。經協商，昆明所一次性給付張廣杰家人撫恤金8萬元，其中5萬元為按“工傷”所付，3萬元屬“意外傷害”的補償。并就此達成協議。昆明植物所還為張廣杰發起捐款活動，共捐得兩萬余元。據陳紹田講，所內曾打算為張廣杰召開追悼會，但因受到廣杰父親反對未果。

　　

　　據悉，張廣杰遇害后，昆明植物所即不再允許研究生單獨外出考察，且外出時須帶手機。所里一位博士生告訴記者，現在，有些課題組開始給研究生配手機，“但配了手機又如何呢，我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就是要到野外、到那些少有人煙的地方去，而那些地方根本就沒有手機信號。而且不許單獨出去又怎么樣呢？兩個人一起出去也不見得就安然無恙了。”

　　12月11日，記者與負責張廣杰案的四川涼山州自治區公安局警官王志旺取得了聯系，王警官說此案已被定為州掛牌督辦案件，但是當記者問他案子的偵破工作是否有進展時，他說進展肯定是有的，但因為案子尚未破，他對此不便做任何說明。(柴會群、趙瑞蘭、鮑丹禾)

　　　　編后

　　一個青年博士生的突然死亡，讓人不勝唏噓。也許有人說，如果張廣杰的性格不那么單純天真，他也不至如此；但問題的癥結似乎不在于這里。張廣杰之死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科學工作者的艱難之處。我們還記得安徽大學的生物學教授何家慶，為了在野外工作中能保證自身安全，無奈之下蓄起一頭足以把人嚇退的長發，何家慶事后說，他是不得已而為之。

　　經費問題、惡劣的自然環境、令人擔憂的社會治安，都可以為科學工作者設置一道道障礙，何時這些障礙能成為一馬平川的坦途，那將不僅是科學界的幸事，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幸事。

　　摘自：北京青年報2001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