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版文章之版權屬于原作者及原刊載媒體，如轉載請與原刊載媒體聯系，謝謝合作。

　　"改革試驗田"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

　　經濟特區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以特殊方式開辟的"政策試驗田"。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艱難轉型中，充滿了反對和阻力，鄧小平先生開創性地提出了在中國搞經濟特區的設想，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塊試驗田，保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沒有因為當時的反對而夭折，保證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步子能夠繼續往前邁。回顧20多年的開放歷程，不可否認，經濟特區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難以替代的示范效應。

　　中國的改革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從"是不是要搞市場經濟"的時代，進入了一個"如何才能搞好市場經濟"的階段。大陸人已經不會再為特區姓資姓社的問題進行爭執，也不會再為市場經濟是否適合中國而討論。

　　從現在看來，當初中國搞經濟特區有著強烈的"試錯"特性，我們可以揣測到決策層的這樣一種心態：如果完全搞錯了，就關掉，大不了不搞；如果只是部分錯誤，可以把問題局限在特區這一塊試驗田里；但只要有一點希望，就要繼續摸索和推進。靠著在特區中的特殊試點，靠著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經濟特區中所發生的一切，給了中國市場以強大的震動。盡管并不是所有的經濟特區都成功，但經濟特區告訴人們，中國的經濟還有另外一些搞法；在市場中，人們還有另外一種活法。

　　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從局部試驗性的階段，向普遍改革推進的時代。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全中國的要求，不能再把優惠局限于幾個特殊的區域。而這也意味著，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經濟特區正在越來越失去其特殊性。盡管每一個經濟特區都不愿意放棄其特殊性，但它們仍然不能不接受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實：經濟特區在中國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

　　經濟特區與WTO的基本精神相違背

　　在看待經濟特區問題時，我們不能忘了這樣一個背景，那就是中國已經加入了WTO。經濟特區雖然在中國是一個有進步意義的創造，但從嚴格意義上說，它卻是與WTO的精神相違背的。在WTO的諸多規則之中，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普遍的國民待遇，即所有給予國內企業的各種政策待遇，同樣要給予外資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還繼續圍出一塊地，繼續搞特殊政策下的經濟特區，顯然是有違普遍國民待遇原則的。

　　實際上，中國在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一直實行著多重待遇的原則，存在著多種不平等：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的不平等待遇，國有企業同私營企業的不平等待遇，外資企業同私營企業的不平等待遇等等。在中國，市場開放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是對內開放。直到現在，民營和私營經濟在中國還遠未得到與國企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對外與對內開放的雙重壓力之下，經濟特區的存在已經喪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礎，為什么中國在對外開放的同時，也要對內開放？憑什么經濟特區就應該享受比西部地區更多的優惠政策呢？憑什么經濟特區的外資企業獲得的優惠，在特區之外就無法獲得？在外資眼中，在市場眼中，中國的經濟特區已經從促進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變成了阻礙繼續完善市場經濟的障礙，變成了在中國維持局部利益的又一種特權。

　　WTO所要求的市場規則，在經濟特區這樣一種概念下，是經不起問詰的。

　　盤點五大特區發展的過去與現在

　　一般看來，經濟特區的歷史作用和成功發展是無可爭辯的，這幾乎已成了定論。但是，這種看法實際上混淆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經濟特區的歷史作用與經濟特區本身的成功與否是不一樣的。如果對中國的經濟特區進行全面的評價，考察每一個經濟特區的發展過程，《遠東經濟評論》認為：經濟特區發展除了在中國大陸探索出了一種市場經濟的新形式外，個別特區的發展在整體上并不成功！這種看法雖有一定的偏見，但仔細盤點中國的每一個經濟特區的總體發展，我們無法拒絕這種看法的合理性。

　　中國大陸一共設立了五大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從五大經濟特區的發展結果來看，五大經濟特區只有深圳算得上成功，其他經濟特區都程度不同地表現出很多問題。珠海可以說完成了基本建設，但由于基礎建設的攤子鋪得太大，至今珠海市政府還欠下一屁股債；耗資巨大的珠海機場，更是成了全國聞名的盲目上項目、大而不當的典型，前一段時間大陸《南方都市報》披露珠海機場的問題曾引起軒然大波，其后又不了了之。廈門由于歷史和特殊地緣的原因，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反而"培養"出了全國聞名的遠華走私巨案。而割掉這個腫瘤，幾乎端掉了廈門的整個干部層，除了暴露出廈門部分政層的腐敗，還暴露出廈門多年經濟虛弱的真象。有媒體認為，廈門因為這個案子元氣大傷，至少需要五年時間，才有可能恢復發展的銳氣。汕頭的處境與廈門相似。經濟特區的建立并沒有使得汕頭像深圳那樣出現大的建設高潮，反而鼓勵了在特區旗號的庇護下，大搞走私等旁門左道的發展。走私的猖獗、市場環境的敗壞，尤其是近年惡性發展的走私與逃騙稅大案，以及最近爆出的近千億洗黑錢大案，更使得汕頭成了經濟特區中令人扼腕的一個。至于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省，同樣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發展緩慢，留在人們印象中的，似乎只有轟動全國的房地產泡沫，以及給了特殊政策卻一直開而不發、直至荒蕪的洋浦開發區了。

　　經濟特區作為中國搞市場經濟的一次"試錯"嘗試，它的歷史意義已遠遠大于經濟意義，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特區地位無法維持"經濟特區"的持續發展

　　深圳市是經濟特區中發展最好的一個，也可以說是惟一一個成功的經濟特區案例。但即使如此，深圳市目前也面臨著新的困境。

　　作為經濟特區，深圳過去的發展更多地得益于政策傾斜和優惠，隨著目前特區要素的減少，深圳已經出現開放速度降低的跡象，如國有經濟改革遲緩、新的市場經濟規則建立緩慢等。國有企業的改革難度加大是深圳市面臨的問題之一。據有關統計，到去年底，深圳市仍有半數以上的國有企業沒有真正放活。值得注意的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政策障礙，一些政府部門一遇到政策障礙就束手無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和政府不敢冒改革的風險，或者擔心改革成本太高，有的政府官員甚至顧及自己的"位子"而不愿"惹麻煩"。在以改革著稱的深圳特區，在政府和企業階層出現改革遲緩、改革心態減弱的現狀，這是深圳市的開放出現弱化的明顯跡象。

　　部分外資的撤出，是深圳市競爭力開始減弱的另一個跡象。據有關媒體報道的一個例子，家樂福作為最先進入深圳的外資零售企業之一，在深圳已經擁有兩家店鋪，但今年家樂福再度在深圳申請開店，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因為深圳市政府提出：家樂福在深圳開設新店的前提是，將其全球采購中心和物流中心設在深圳。但是，由于家樂福已將中國總部設在上海，其在中國發展的重心顯而易見，面對深圳市政府的要求，家樂福感到很難選擇。外資撤出的事例并非個別現象，一些在深圳的外資金融機構，在重新評價中國市場之后，也在逐漸從深圳撤出，如德國德累斯頓銀行較早前就由深圳撤出，遷往他們認為更有希望的上海市。

　　制造業等產業的"空洞化"，正在對深圳市的經濟形成威脅。據安邦公司的研究，深圳市在特區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制造業、裝配業和加工貿易上。深圳市如果能繼續保持外向型的制造和裝配業中心的地位，就能繼續保持競爭力。但是，內地市場的開放打破了這一格局。隨著中國市場開放的普遍化，內地在勞動力成本等要素上比深圳更具有比較優勢。目前，一些制造業已經開始從深圳遷往內地。如果按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又沒有新的產業建立起來，深圳可能出現制造業空洞化的危險。

　　至于深圳一直大力推動的高科技發展戰略，進展也并不一帆風順。一個跡象是，如今深圳再也看不到前些年那樣內地人才打破頭往深圳跑的盛況了，特別是IT人才，深圳人更是眼睜睜地看著外流，看著他們往北京跑，往上海跑。業內人士認為，深圳IT行業的吸引力不如北京、上海，是由于這兩個地方的跨國公司更多，導致人才聚集效應。加上上海、北京開發的IT行業新產品較多，對人才的吸引力就更大，去的人也就更多，這就形成一個發展IT行業的良性循環。

　　而深圳IT行業大規模的公司屈指可數，開發的新產品也不多。如果IT人才不再心向深圳，這對深圳來說可是很不妙，深圳的高科技戰略可能被釜底抽薪。

　　經濟特區中發展最好的深圳市，連香港人都說，深圳的城市建設搞得很不錯。但是，深圳目前的進一步發展卻受到阻礙，面臨著困境；其他的經濟特區就更不用說了。已經有經濟學家呼吁，中國的經濟特區在新的形勢下面臨著迫切的"二次開放"。

　　經濟特區向何處去？

　　"經濟特區"的歷史使命在中國加入WTO的同時已經完成，這些曾經特殊的地區如今也面臨著一個問題，濟特區向何處去？

　　要回答這個問題難度很大，這實際上是對經濟特區未來發展的戰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特區的心態調整很重要，尤其是政府應該調整心態，再也不能用特區的眼光來看問題了。現實已經無情地證明，特區再也無法靠特殊性來求得發展。一種平和的心態是，在全國都已逐漸開放，中國加入WTO的情況下，特區已經沒有任何優勢可言，應該老老實實地把經濟特區的發展，歸結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問題。

　　區域經濟發展靠什么？最終靠的是區域的競爭力。在新的形勢下，構成地區競爭力的要素，不再是過去單純的政策優惠或政策傾斜，而是與其它地區一樣的人才、市場環境、產業發展水平、技術創新、政府素質、行政效率等等。說白了，今后特區要學會在真正公平的環境中進行市場競爭。這對過去的特區政府來說，尤其是一個考驗。如何分析當地的競爭優勢，如何制定新的發展戰略，政府應該在新的發展形勢下做些什么？這些問題，都需要特區政府按市場的方式來回答。

　　而入世后"特區不特"的問題也已成為大陸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中國入世的第二天，深圳市市長于幼軍在接受訪問時認為，深圳市是大陸市場經濟比較完善、成熟、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一個城市，具備先行一步的基礎。而于認為的基礎就是，20多年來，外商在深圳特區投資達230多億美元，世界500強企業已有80家落戶深圳，與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經貿關系，對外依存度和香港、新加坡相當，在外向發展的過程中，深圳特區還積累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豐富經驗，這兩方面優勢，表明深圳已具備了從容應付入世的基礎與條件。但于市長也坦言深圳特區仍然在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結構調整的優化、城市總體經濟結構方面面臨著沖擊。

　　政府再造是一個重要問題。這里的政府再造不是指的一個概念，而是指在加入WTO的前提下，政府必須完成的深刻的改革。回顧所有的特區政府，在過去的特區建設時期，扮演的都是政府強力干預經濟的角色，甚至主導了地區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形成之后，在中國入世之后，政府角色應該有較大的調整，迅速從經濟的直接參與者轉為環境建設者。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政府要放棄很多的權力，放棄很多直接的利益，政府官員要放棄很多良好的感覺。這不亞于政府對自己的一次"革命"。

　　以深圳為例，在進一步發展受阻的情況下，政府改革可能是一個突破口。比如，在檢討政府改革意識弱化的同時，深圳是否可以對政府官員進行較大調整，以全新的、更具有創新和效率的政府來吸引人才和資金的聚集？是否可以在WTO的框架內，進行更大幅度的開放？是否可以在政府行政公開、信息披露和政策環境清理上，在全國保持一種領先？這都需要政府有勇氣來對待。

　　中國在入世之后能否取消經濟特區？

　　中國入世，意味著今后中國將在一種新的規則下競爭，這種新規則從本質上是排斥特區的；而且，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策來看，經濟特區目前都已經無法繼續發揮任何新的作用，它的繼續存在，有可能給外界造成中國開放不徹底的形象。有專家認為，經濟特區至少?quot;字面上"已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必要。因此，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在入世之后取消"經濟特區"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取消的是經濟特區這樣一種行政和政策上的特殊性，而不是取消的市場開放。

　　這一思路，在中國推行的西部大開發中就得到了體現，國務院已明確表示，西部開發中不設立經濟特區。這除了意味著中國經濟從"摸著石頭過河"向按規則出牌轉變，從局部開放向全面開放轉變外，也意味著，中國決策層改變了過去的特區思路。

　　為了避免政策上的動蕩，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向國內外市場展示：中國取消經濟特區的形式，是為了在更大程度上開放，目的是使得全國都成為經濟特區，一個真正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發展和競爭的國家。(賀軍)

　　摘自:鳳凰周刊2001年39期(總第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