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很多人稱為“汽車界泛出的一條鯰魚”,他的出現曾帶動國內轎車四次降價,攪活了中國汽車業閉門造車的“一潭死水”,使百姓的購車夢提前實現。
他就是人稱“造車瘋子”、中國民企造車第一人、浙江吉利汽車股份公司董事長李書福。
然而,在創業的道路上,他卻因“民營”身份,為一張“準生證”等了整整十年。回顧走過的道路,坐在記者面前的李書福深有感觸: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就不會有“吉利”的今天,而吉利汽車的發展史,可以說是民營經濟改革開放30年發展史的一個縮影。
沒有“準生證” 冰箱廠關門
圍繞“準生證”的話題,李書福向記者談起了他當年的經歷:
1981年,18歲的李書福中學畢業后,向父親要了120元錢,買了架“海鷗”照相機,在街頭巷尾拍照片。一年后,他利用賺到的第一筆錢——2000元做原始資金,開了個小照相館,這一年竟然賺到了1萬多元。
“1983年前后,家鄉浙江一帶已經出現創業小高潮。”李書福回憶道,“人們當裁縫、做皮鞋、搞運輸……帶活了當地的這些行當。”
受家鄉創業氛圍的感染,善于動腦子的李書福也開始尋找自己新的創業機會。他發現當地做首飾的小五金生意很興隆,但所用銅、金、銀等原料短缺,于是他轉而專門從廢電器中提取貴重金屬,很快帶動了當地電器廢料拆解生意,并由此在臺州形成了一個“行業”。
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書福發現富裕起來的人們開始追求生活質量,電冰箱成了生活中的寵兒。于是他又與人合伙辦起了“黃巖縣石曲冰箱配件廠”,第一年的產值就達到900多萬元。
一時間,李書福在他的家鄉——浙江臺州,幾乎是家喻戶曉。
此時把生意做得紅紅火火的李書福,又把注意力放到了冰箱重要零部件蒸發器的研究上,并在1986年取得很大的突破。于是,他當年即組建起“黃巖縣北極花電冰箱廠”,以“貼牌生產”的形式生產電冰箱、冰柜。到1989年,北極花電冰箱廠產值超過幾千萬元。每天拉貨的車子排起了長隊。
如果不是國家實行冰箱定點生產打亂了李書福的陣腳,也許李書福至今還在浙江黃巖某個地方生產電冰箱。
1989年6月,國家對電冰箱開始實行定點生產,民營背景的北極花電冰箱廠自然沒有列入定點生產企業的名單。沒有“準生證”,就意味著李書福的冰箱廠必須關門。
這一年的經歷對于當時只有26歲的李書福來說,可謂人生的一道“坎兒”。李書福至今記得當時父親告誡他:冰箱廠必須關門!廠房設備必須交給政府!因為經商倒賣東西那叫“投機倒把”,靠辦企業賺錢那叫“資本家”。國家的政策一旦改變,你可能就要蹲監獄!
李書福承認,父親的話對他起了作用,他平生第一次害怕了。于是他無奈地關掉了北極花電冰箱廠的大門,把資產全部上繳當地政府。
此時像李書福一樣命運的不只他一個人,1988年至1991年,是改革的徘徊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被迫變身以“股份合作制”來保護自己,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引導和鼓勵民營經濟向這個方向發展。
關門之后的李書福,想到自己高中才畢業,急需充電,于是南下深圳大學學習。同時也在密切關注國家政策變化,思考自己以后的道路。
如今說起這段經歷,李書福顯得平靜了許多:如果當時沒有冰箱廠的關門,也就不會有今天的吉利汽車。但在當時,這曾是李書福內心最深的痛!
迂回造車 不惜兼并國企
1992年以后,李書福和整個國家一樣迎來了個體私營經濟的第二個春天。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民創業、全民經商氛圍開始形成。
在這之前的一年,李書福回到臺州,靠經營建筑裝飾材料在市場上一炮打響,開始了二次創業的資本聚集。在政府的支持下,他改租為買,將廠房又“買”了回來,并擴大經營場地,開始了他造汽車的夢想。
“吉利”要做汽車,但當時的政策是,屬于國家命脈的行業要由國家控制,嚴格國家所有。于是,李書福也就有了為一張“準生證”奔波十年的故事:
李書福找到當時的黃巖經委領導,說是要搞汽車,得到的答復是“不可能”;找到省機械廳,答復不僅是“不可能”,還加上一句:“你去北京也沒用,國家不同意,工廠不能建,汽車就是生產出來也不能上牌”,一下子把路封死了。
于是,不甘失敗的李書福搞起了迂回戰術。他找到了一家瀕于倒閉的國有摩托車廠,決定合作生產摩托車。
怎么合作?“無非就是花錢向他們一張一張地買合格證。生產一臺就給人家幾百塊錢。”結果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把中國第一輛踏板摩托車造出來了。產品投放市場后一直供不應求,到了1998年產量最高時達65萬臺。公司的產值連續幾年高達20億~30億元。
此時,借著全民創業的東風,力帆、宗申、隆鑫等一批業界的摩托車廠也在全國各地迅速成長。這時國家機械部才留意到他們,在讓李書福兼并臺州一家倒閉國企之后,正式批準了吉利摩托車生產權。李書福終于拿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重要的執照——摩托車“準生證”。
未取“準生證” 先投十幾億
拿到摩托車“準生證”,李書福沒有來得及為自己慶功,一個急轉身,馬不停蹄奔向了自己的終極目標——造汽車。
董事會通過造汽車的決議后,李書福首先在內部選拔人才。從員工檔案中,他發現有三個人曾是汽車廠的工程師。之后,連李書福在內,這四個人就是吉利汽車最初的核心力量。
一個臺州農民要造汽車的消息,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也招來一片懷疑、責難甚至警告之聲。
然而,李書福已經下定了決心。他用摩托車廠的名義買下臨海經濟技術開發區一塊土地。
李書福的造車夢是從模仿開始的:1996年,奔馳剛剛發布新車,李書福買了幾輛,照著設計。1997年,他到一汽,把紅旗的底盤、前后橋、沖壓件、發動機、變速箱、儀表臺都買來弄。車身也不用設計了,就照著奔馳做,玻璃鋼的,扣在紅旗底盤上,做成了奔馳280。第一輛車做出后,李書福興奮地開出去到街上兜風,自己感覺很風光。
這時有些好心的領導提醒他:沒有生產許可證,你造出來的車是“犯法的”。他為此還受到了省機械廳領導的嚴肅批評。但李書福不死心,跑到國家機械部,拿著自己設計的汽車照片給人家看。得到的答復卻是:你生產這樣的汽車,國有企業怎么辦?
1998年,第一臺吉利“豪情”轎車完成下線,這臺車參考了其他廠家的車型,模仿天津夏利,發動機是豐田的。據說,李書福搞了一個下線儀式,發出去700多張邀請函,卻沒有多少人來。
怎么辦?造汽車必須要上國家經貿委的生產“目錄”,否則吉利汽車不管造得多好,也永遠是個“黑孩兒”。轎車的目錄肯定就別想了,但是客車目錄各地好多企業都有。
為了生存,李書福動起了客車的腦筋。根據目錄公告,“6”字頭的是轎車、“7”字頭的是客車,客車和轎車之間是相通的。這時李書福聽說有一個生產“7”字頭客車的德陽汽車廠停產了,但是目錄還保留著,就通過朋友去找。這是德陽司法廳下面的企業——德陽監獄。就在監獄里,李書福執著地開始了走汽車生產之路。
1999年,當時國家計委有關領導視察“吉利”的時候,李書福情真意切地說:“請允許民營企業大膽嘗試,允許民營企業家做轎車夢,大眾在上海的投資累計46億元,而我只需要26億元就可以造很好的轎車,幾十億元的投資我們不要國家一分錢,不向銀行貸一分錢,一切資金由民營企業自負。”
可是,為民營企業造汽車開綠燈,當時還沒有這個先例。
當年9月國家經貿委頒布的《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中依然沒有“吉利”的名字,這使李書福黯然神傷。但是,李書福造車已沒有退路可言了。從1998年到2001年,在浙江臨海和寧波兩地,光是買地建廠,在看得見的資產上,李書福已經投入十幾個億。
嘗遍了在國有企業夾縫中生長的艱難與辛酸,李書福自喻就是一棵小草。那時在他的家鄉——浙江,到處是高速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全省大中民營企業超過100萬個。在李書福看來,這些被譽“小草經濟”的企業,總會“生根、發芽、成長”的。
2001年11月9日,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吉利“豪情”終于登上國家經貿委發布的中國汽車生產企業產品名錄公告,獲取轎車的“準生證”。吉利集團成為中國首家獲得轎車生產資格的民營企業。
回憶起吉利當年造車的經歷,李書福笑談“是托了WTO的福”。
突破壁壘 “鯰魚效應”顯現
對吉利獲得“準生證”,當時有評論這樣認為:吉利的突破是民營資本準入的突破,行業壁壘松動的突破和意識形態障礙的突破,其實質是對僵化體制的突破。業內人士認為,民營企業敢于巨額投資汽車工業,預示著由國家投資壟斷的傳統汽車生產格局開始出現裂變,由此產生的競爭將促進汽車工業市場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有利于拉動國內汽車消費。
從2001年11月吉利獲得“準生證”起,就名正言順地扛起了民族汽車工業大旗,走上了發展民族汽車工業的道路。
這里有一個曾流傳很久的關于鯰魚的故事:說的是挪威的漁民出海捕捉沙丁魚,為了防止沙丁魚到岸時死亡,在運輸的容器中放幾條沙丁魚的天敵鯰魚,沙丁魚為避免被吞食,在有限的空間內快速游動,反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經濟學由此提出“鯰魚效應”,意思是說,要有博弈,有競爭,企業方能有活力。而李書福就是中國汽車界的“鯰魚”。
這條名叫“吉利”的“鯰魚”一拿到“準生證”就逆流而上,掀起駭人的巨浪,將“一潭死水”的中國車市攪得波濤滾滾。
李書福造的汽車多,卻賣得便宜,款式豪華美觀的吉利汽車,每輛售價只4萬多元,是國內同類產品中最廉價的。由于吉利接連引爆4次降價風潮,突破了4萬元價格的瓶頸,許多被人熟悉的品牌車價格紛紛跳水,從而開始了中國低價轎車的市場。
今年是吉利進入汽車行業的第10個年頭。如今,全世界已經有80多萬輛吉利車在跑。除了擁有自己的汽車研究院,還擁有寧波、臨海、路橋、上海四大生產基地、九大工廠,具備年產20萬輛整車的能力。躋身中國汽車行業十強之列,并成功研發出我國首款CVVT發動機、解決了BMBS——汽車輪胎爆炸等世界性難題。
現在的吉利也不再造4萬元以下的汽車,吉利提出了戰略轉型,提出告別廉價車要造“最安全、最環保、最節能的好車,讓吉利汽車走遍全世界。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我國許多新興行業,尤其是高科技領域,像李書福一樣的民營經濟的“鯰魚”越來越多。
如今,翻開我國民營經濟成長30年的歷史畫冊,人們會發現:民營企業現已占全國法人企業的70%以上,成為我國最大的企業群體;個體民營經濟已占全國GDP的40%以上,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李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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