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士認為,始作俑者是美國本身
孫卓 嚴婷
一個多星期來,被描述成將演變為一場“大戰”甚至“惡戰”的匯率爭端,在IMF年會最后一天(10月9日)的會上卻自動熄火,而會場外仍激戰正酣。這場為期兩天的年會應了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的話,“我沒有打仗的心情。”
世界187個國家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9日結束的世界銀行和IMF年會發表的聯合公報說,希望讓IMF更深入地參與監督貨幣的活動,但是,對于之前中美之間在貨幣政策闡述上的尖銳分歧和化解辦法只字未提。
盡管西方七國集團(G7)一致將矛頭直指人民幣匯率問題,但巴西前財政部長佩德羅·馬蘭和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帶頭施壓人民幣的美國本身。
卡恩警告“貨幣戰爭”
IMF總裁卡恩在10月8日的年會開幕致辭中表示: “盡管‘貨幣戰爭’一詞也許太強烈,但確實存在一種觀點認為貨幣能被再次用作武器。歷史已經證明,這并非解決方法,甚至會適得其反。”
此次年會代表們達成的共識是,在匯率問題上的爭執,已經威脅到了全球經濟的合作和復蘇。
而就在年會舉行之際,由于就業數據欠佳,市場對美聯儲采取進一步量化寬松的預期大大加強,上周五美元對歐元匯率已經跌至8個月以來最低,美元對日元匯率也一度跌至15年最低。
隨著本幣對美元持續升值,新興經濟體國家在面臨出口下滑、經濟增長減速的難題同時,還要謹防熱錢大量涌入的風險。在此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的貨幣匯率干預風潮開始愈演愈烈:日本6年多來首次干預外匯市場。隨后,巴西、韓國、新加坡、泰國等國為避免出口競爭力受損也紛紛介入市場,遏制不斷升值的貨幣匯率。
在年會后的記者會上,卡恩告誡各方應該“放松下來”,找到解決匯率爭端的最有效方法。
美元貶值或是導火索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這場“貨幣戰爭”背后不可忽視的主導因素便是美元貶值。作為首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多樣而隱蔽的方式,例如通過美國國債交易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應,或者通過壓低基準利率影響美元匯率水平。
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在本次年會期間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美國的利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新興市場國家是貨幣政策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套利交易(Carry Trade)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由于資本流入而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面對的升值壓力。
巴西前財政部長佩德羅·馬蘭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認為,美元低利率套利交易是導致新興市場貨幣升值壓力的主要原因。
施壓人民幣需思考“誰是敵人”
在同一天舉行的西方七國集團(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七國集團就敦促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達成一致,使得人民幣匯率再次成為關注焦點。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華盛頓出席IMF和世界銀行年會期間舉行的記者會時表示,中國在匯率問題上一直采取負責任的做法,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國家在貨幣升值后不久,往往又會出現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則是在中長期內保持持續、穩步升值的新興市場貨幣之一。
易綱對本報記者表示,要從更多角度來全面理解中國的匯率問題。
一方面,中國的勞動成本、環境成本目前正在進入上升通道,這些成本都將進入外貿商品的價格,匯率并非最主要的決定價格的因素。
另一方面,盡管人民幣目前升值幅度不大,但更應該看到的是,在危機后美元升值、很多國家貨幣紛紛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并沒有一起貶值,在1997~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期間,中國也選擇了匯率穩定,因此,衡量匯率變動,時間段的選取和起點也很重要。
此外,中國雖然擁有比較大的貿易順差,但考慮到中國大部分順差來自加工貿易,而這些加工貿易的出口通常來自在中國的跨國企業,因此,需要仔細思考“誰是敵人”這個問題。
全球風險協會(GARP)美國克利夫蘭分會會長、凱斯西儲大學金融學副教授Anurag Gupta也告訴本報記者:“一個不太被提及的問題是,有45%中國出口企業是美國公司,所以美國對中國出口采取制裁實際上會傷害到美國企業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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