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搶占貨幣競爭制高點,推進日元經濟圈。金融危機后,日本金融系統受傷較輕,東京市場成為避風港,日元持續走強。同時,日本企業的日元升值抵抗力明顯增強,日元與東亞其他貨幣(不包括人民幣)形成了“日元強勢+其他貨幣弱勢”的聯動格局。尤其是,近期,日本搞“貨幣單邊主義”式的外匯干預,破解了亞洲貨幣追隨人民幣的格局。
今后,隨著日本基礎設施在亞洲份額的提升,日本產品、日本投資對亞洲的轉移,已超出了傳統的對亞洲依存意義,逐漸升級為對亞洲產業和分工體系的滲透與控制。中日經濟關系將在亞洲舞臺上表現更強的競爭關系。(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日媒:中國走向內需主導
早在2003年秋,美國高盛公司發表“金磚四國”報告時,曾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16年超過日本。最近,高盛公司又發表報告預測,今后20年,若中國經濟能保持9%的增長率,美國保持2.3%、日本1.0%,那么到2030年,中國經濟超過美國也是有可能的。
屆時,全球股市總市值第一把交椅,也會由美國轉移到中國,而日本總市值僅相當于中國的1/9。眼下,美歐的證券公司已開始將在亞洲的據點逐漸由東京向香港轉移。對此,日本開始擔憂,一旦持有日本股26%份額的海外投資者拋售,那么“日本丸”恐要變成“泰坦尼克號”。但在比較超級的發達國家經濟與超大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時,仍無法忽視數字以外的東西,即“非GDP”因素。
2010年5月,頗具影響力的《日本經濟新聞》刊發特輯,介紹上海世博會,其通欄標題就是“中國走向發達的序曲”。作為“日本產業官”的總設計師,日本著名經濟學者、小淵惠三政府時期的經濟企劃廳長官堺屋太一預言,中國經濟將由此走向內需主導的時代。
其理由是,1970年大阪舉辦世博會時,日本人均GDP剛過3000美元。此后,日本經濟增長結構實現“內需主導”的轉變,走向“真正的發達國家”行列。2009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3000美元,以上海世博會為契機,中國經濟增長結構也必將會迎來內需主導的時代。
1984年,作為大阪世博會的策劃者之一,堺屋太一訪問了上海,在與時任市長汪道涵先生會面時,建議上海舉辦“世博會”,并為之奔走,因此,長期以來,他也頗以“上海世博會建議者”而自豪。堺屋太一的預言,無疑備受日本經濟界的高度重視。
近來,包括日本經產省等機構普遍預測,亞洲“中等收入和富裕階層”(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到35000美元)的人口約為8.8億人,而中國就約占半數。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最近的報告說,2008年中國“中等收入和富裕階層”(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美元)人口已超過4.6億人。而2008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所得(GNI)達2770美元,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考慮國際物價水平的比較方式)則高達6020美元。中國已經形成了現實的個人消費群體。中國經濟具備了向內需主導轉變的人口和所得收入條件。 (劉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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