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反差會使外部壓力成為中國經濟必須面對的一種常態,并突出表現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主要是因為西方發達經濟體受其政治制度的限制,任期短、選舉頻繁、常常會出于政治利益的考慮回應選民的短期利益訴求,從而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特別對中國,提出‘缺乏合理性’的要求。”肖耿說。
匯率交鋒考驗博弈智慧
無論是在波多馬克河畔的IMF和世行秋季年會,還是在韓國千年古城召開的慶州會議上,各國財經要員在進行會晤磋商時,都離不開“匯率”這個惹眼而棘手的議題。
如果留意的話,你會發現蓋特納在慶州會議結束的新聞發布會上公開發言時并未指責中國,而是在發言中兩次用看似褒獎的口氣提及中國——“世界的均衡發展需要傳統上有大量順差的國家減少出口依存度,轉向更強勁的國內需求拉動;這需要相應的政策調整,就像中國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舉措那樣”;“那些匯率大幅低估的國家承諾將向市場導向型、反映經濟基本面的匯率政策靠攏,就像中國現在所做的那樣!
這兩個提法是否有“拔高”中國并試圖強加責任的潛臺詞還值得細究。畢竟,就在一個多月前的9月16日,在美國國會就所謂《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舉行的聽證會上,蓋特納厲聲稱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不夠快;在10月上旬召開的IMF和世行秋季年會期間,蓋財長在華府的“夜宴”上,曾讓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傳統盟友“合圍”人民幣匯率。蓋財長褒獎中國是在暗示下半年延期發布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不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還是又一“詐胡”或“捧殺”手法?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告訴記者,美國應當把注意力放在發展本國經濟上,只有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和世界經濟進一步回暖后,一些國家才有提高幣值彈性的更大空間,否則它們也無法保護本國的產業發展和民眾利益。
對于慶州會議上匯率這個討論的焦點問題,韓國財長尹增鉉認為,如果各國爭相讓本幣貶值,暫時會提高出口的競爭力,但同時也會導致貿易對象國的經濟萎縮,貿易保護措施增加,從而使全球貿易規模萎縮,世界經濟增長趨緩,最終導致兩敗俱傷。
慶州會議的《聯合公報》指出,發達國家需警惕匯率過度、無序波動,從而幫助新興經濟體更好地防范熱錢流入問題。但在世界經濟現實的經緯格局中,由于美元在全球的特殊地位,美國央行的國內貨幣政策效果勢必會“走出國門”。在相當程度上,國際匯率波動和熱錢問題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緊密相關的。如果按市場人士預計的那樣,美聯儲近期再度開閘放水,那么勢必會殃及池魚。
然而,美聯儲的高官則對“池魚”的憂患置若罔聞。美聯儲重量級成員、紐約聯儲主席威廉•杜德利10月25日在康乃爾大學演講時說,美元并非美國央行要關注的目標,如果美聯儲管好創造充分就業和保持價格穩定兩項任務的話,“美元自己就會管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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