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評估機構的報告稱，作為“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身價為1000億元。袁隆平卻不以為然：“用財富衡量科學家價值太低級、太庸俗。”他說，自己每月工資6000多元，還有股份分紅、稿費、咨詢費等“額外收入”，每年總共有30多萬元收入。這位8旬老人坦承自己的財富觀：錢是要的，因為要生活，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錢是拿來用的，該用則用，夠用就好，再多也沒用處。

　　兩彈一星功勛、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將他的獎金100萬港元全數捐獻，用來獎勵從事科研事業的后來者。當央視《大家》欄目主持人問他何以如此時，本以為彭桓武會說出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而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我的錢夠花了，再多就沒用處！

　　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被人強拉著去逛市場，面對琳瑯滿目的各種商品，本以為終日呆在書房的蘇格拉底會大吃一驚并心生羨慕之情，可是，這老頭只淡淡說了一句話：這里竟有那么多我用不著的東西。

　　從袁隆平到彭桓武再到蘇格拉底，他們所說的“沒用處”，并非故意矯情，也不是說他們的錢已多得花不完，更不是說他們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而是說，對于他們簡單、儉樸和極有規律的生活來說，現有錢財已完全夠用了。這個“沒用處”，看似簡單明了，其實是一種人生的大徹悟，大智慧，大胸懷。就生性淡泊這一點而言，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想想也是，我們許多人早起晚歸，終日打拼，費盡心機，爭得不亦樂乎，甚至你死我活，其實很可能是在爭一些“沒用處”的東西。譬如說世人都最看重的金錢吧，西方經濟學有個著名的邊際效應，吃第一個包子和吃第二個、第三個包子的作用在逐步遞減，吃到最后就一點作用也沒有，甚至還要起反作用。金錢的作用也是這樣，從滿足必要開支到略有節余，再到腰纏萬貫乃至富甲天下，其對人的作用也是越來越小，直至無用，甚至起反作用。

　　清代巨貪和珅巧取豪奪，掙下了天文數字的財富，相當于清政府9年財政收入總和，可這些錢對和珅的唯一用處，就是白白地替嘉慶皇帝存了一大筆財富，并因此把自己推上了斷頭臺。當今貪官成克杰、胡長清、王懷忠等，雖身居高位，養尊處優，各種物質條件應有盡有，生活保障十分周到，平時就沒有多少可以花錢的地方，可還要拼命地貪污受賄，狠狠撈到了那本來對他們就沒有多少用處、到最后也沒有用上的幾百上千萬的金錢，同時也領到了進入地獄的通行證。

　　《菜根譚》說：“夜眠八尺，日啖二升，何必百般計較。”江蘇華西村老當家吳仁寶說得更直白：“家有黃金數噸，一天只吃三頓；房子豪華獨占鰲頭，一人也只能占一個床位。”的確，一個人的正常消費量和所需要金錢是很有限的，再多就是浪費和奢侈，暴殄天物，最主要是也沒有用處。因而，一個人如果太注重那些身外之物，貪得無厭，自戴名韁利鎖，為物欲所驅使，在“衣食足”、“倉廩實”之后，還要瘋狂和不擇手段地追求金錢，不僅是愚蠢和可悲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險的。

　　古人詩云：“名利最為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正因為其少如鳳毛麟角，就更顯其難得珍貴，也更令人景仰敬重；于是就想起范仲淹寫在嚴子陵祠堂的那幾句名言：“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陳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