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中國的《黃帝內經》提出“上工治未病”之說。2000多年后,對在短短二十年內經歷拉美和亞洲兩場地區性金融危機以及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各國而言,中醫這一“未病先防”的古老理念同樣益于現代金融治理。
從2008年秋季二十國集團美國華盛頓金融峰會到2009年英國倫敦和美國匹茲堡金融峰會,如何“治未病”避免金融危機重演成為與會領導人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本月26日至27日,二十國集團成員領導人又將聚首加拿大多倫多,為國際金融改革注入新動力。
三次峰會成效幾何
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及隨后演化而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令世界經濟遭遇數十年來最大“寒流”。金融風暴肆虐全球,國際金融體系的諸多弊端暴露無遺,這也給國際金融改革提供了難得契機。
二十國集團華盛頓、倫敦和匹茲堡金融峰會就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金融宏觀審慎監管達成廣泛共識,這一“雙軌”戰略成為國際金融改革的重要助推力。
當今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源于1944年在美國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反映出當時世界經濟以歐美為主導的大格局。數十年過去,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兩大機構中的發言權勢在必行。在匹茲堡金融峰會上,二十國集團成員領導人同意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份額向發展中國家分別轉移5%和3%。
在今年4月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上,世行發展委員會表決同意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重,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重提高到47.19%。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在治理和職責等方面進行改革。
在宏觀審慎監管方面,華盛頓峰會提出提高金融市場透明度和完善問責制等措施;倫敦峰會提出有必要對所有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實施監管和監督,決定新建一個金融穩定委員會取代現在的金融穩定論壇,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道對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上的風險實施監測;匹茲堡峰會提出對金融高管薪酬進行改革、把金融衍生產品納入管理、實行跨國金融監管等建議。
多倫多峰會有何期待
從與會各方會前表態看,各方在強化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管理框架、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監管以及會計準則趨同等方面立場接近。此外,歐盟以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國希望繼續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改革。
俄羅斯總統助理阿爾卡季·德沃爾科維奇近日表示,二十國集團成員領導人將在峰會期間著重討論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問題。世行已進行份額重新分配,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問題尚未取得共識。二十國集團成員領導人將力圖在今年11月在韓國召開下一次峰會前解決這一問題。他同時強調,俄方認為必須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其中包括形成新的儲備貨幣。
在金融監管方面,目前各方最大分歧集中于征收全球銀行稅問題上。欲對金融機構實施更加嚴格監管的美國和歐盟認為,這一稅收可讓金融機構為日后的危機“埋單”。為避免各自金融機構處于不利境地,美國和歐盟表示將推動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達成一份全球性協議。峰會東道主加拿大、俄羅斯和印度等國則對這一提議表示反對。加拿大財長弗萊厄蒂表示,這一稅收只能解決“邊緣”問題。他還呼吁二十國集團成員聚焦金融監管改革核心議題,例如就銀行資本和負債額度等達成共識。此外,歐盟關于征收金融交易稅的提議也遭到多國反對。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本月初在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說,在危機救助成本分擔問題上,目前沒有通用解決方案。各國國情不同,應根據各自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各國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等具體差異,實行不同的成本分擔方式。
金融改革之路走向何方
華爾街有句名言:“證明有罪之前盡管貪婪。”華爾街投行及其他大型金融機構在美國次貸衍生品交易中極盡能事,導致美國金融業系統性崩潰,進而引爆金融危機。美國金融系統“發病”導致世界“發燒”的事實揭示出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24%,但全球42%的主權債務、52%的銀行貸款和64%的國際儲備用美元記賬。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受美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大,美元需求與供應難以實現平衡,這成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一大系統性風險。
今年4月,中國、巴西、俄羅斯以及印度領導人在“金磚四國”領導人第二次正式會晤上強調,世界需要一個經過改革、更穩健的金融體系,使全球經濟能有效地預防和抵御未來危機的沖擊,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個更加穩定、更可預見、更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國際金融改革面臨的最根本挑戰是如何解決美元本位制和現行匯率體系的缺陷。二者是全球金融危機、全球貨幣動蕩以及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美元本位制給予美國巨額鑄幣稅收益不僅對世界貽害無窮,對美國自身同樣有害。
向松祚說,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問題應在多倫多峰會上提及。國際社會應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共同支撐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此外,發展中國家應探索出符合自身需要的金融發展和監管模式。(劉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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