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哈爾濱水價聽證會召開，哈爾濱市消協面向社會公開召集13名消費者作為聽證會參加人。這13位消費者代表中，只有一人堅決反對漲價，卻得不到發言機會。而不少支持漲價的“消費者代表”身份存疑，比如有位“退休職工”，真實身份居然是哈爾濱現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12月10日《中國青年報》)

　　“聽證”一詞于中國而言，已不新鮮。14年前的《行政處罰法》中，就規定有聽證制度。這之后的價格法、立法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行政法律、法規中均將“聽證”視為理所當然的一部分。

　　印象中最廣為人知的聽證，當屬價格聽證。《價格法》中也有明文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鐵路票價、郵政資費、燃氣提價等等，都曾因價格聽證引起爭議。10余年來的聽證實踐表明，我們對聽證的期待已經從“立法中是否應規定聽證”，轉而聚焦于“該如何聽證才能實現制度的公平初衷”。

　　由此可見，對于有關部門來說，水價聽證是必須為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漲價”已成定局，“聽證會”只是完成一道法律程序的包裝。所有的聽證程序安排，都是為了保證得出一個“廣大群眾支持漲價”的結論。于是，消費者“被代表”，唯一的反對聲音也被屏蔽。怨不得這位真正的消費者代表要向聽證會的主持人扔礦泉水瓶以表抗議。

　　請注意，這13位消費者代表是由“哈爾濱市消協”向社會公開召集的，這又不能不讓人感慨行政與社會曖昧。所謂“消費者協會”，實為各級工商局內設的“消費者科”，或工商局推向社會的“行政臥底”。這個社會組織全無社會性，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因使用了缺陷產品(實為有毒產品)而受到嚴重損害的消費者(結石寶寶)高達30余萬，我在公共傳媒上沒看到哪個消協站出來為消費者說過一句話，更別說為利益受損的消費者提供法律幫助和道義支持。

　　但在行政機關需要的時候，消協的“社會功能”卻又面向社會發揮出來了。比如，選擇讓政府部門滿意的“消費者代表”，這是不少消協的強項。當廣大消費者質疑聽證代表無代表性時，行政部門完全可以將消協推向前臺：消費者代表是你們自己的維權組織公開召集的，又不是我們行政部門指定的！

　　哈爾濱的水價聽證會，既偏聽一方，偏證漲價，令人失望至極。當聽證的價值在聽證的實際運作過程中被抹殺，聽證的結果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廣泛認同。在“熱熱鬧鬧走過場”之后，將是法律尊嚴的旁落，行政公信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