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主席昨日警告說，正在這里進行的氣候變化談判仍有失敗的可能。

　　在新的協議草案中，的確也沒有出現任何減排和融資目標，對比較早前擬議的框架出現了明顯的倒退。哥本哈根會議的最終結果，可能只是吸引了足夠多的眼球，并盡可能地壓低人們的預期，但無法達成最終的法律協議。

　　哥本哈根會議失敗，對中國經濟將產生相當負面的影響。目前的中國的經濟結構嚴重依賴高碳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以汽車、石化、重型裝備為代表的重化工業得到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傾斜式發展，使得中國經濟結構呈現出越來越重的趨勢。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0年中國重工業比重為50.6%，而到2008年重工業比重已上升至71.1%。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正在實施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中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以及一些地方的重復建設，亦會造成中國經濟結構重型化的加劇。

　　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造成了高碳消費的傾向和碳偏好，2000-2008年，中國能源消費年均增速達9.1%，其中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比重超過九成，同時鎖定效應也會形成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基礎設施、機器設備及大件耐用家用電器等，其使用年限都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其間不大可能輕易廢棄，即技術與投資都會被“鎖定”在高碳路線)。

　　如果沒有發生重大的技術革命，的確很難打破中國對高碳經濟的依賴。以電力行業為例，該部門對煤的依賴程度與擴建速度眾所周知，據相關研究估計，到2030年將新增發電能力126兆瓦的發電站，其中70%為燃煤電站，如果不能避免傳統燃煤發電技術的弊端，則這些發電站50年后還會持續、較多地排放碳，未來幾十年排放的狀況將不可避免地被“鎖定”。

　　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前，中國做出了“到2020年比2005年減排40-50%”的承諾，有研究認為，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將造成3384-5862億的GDP損失。2005年相比1990年單位GDP減排量已經達到47%，但中國現在的單位GDP能耗極高，盡管2020年單位GDP減排下降，總量卻還會上升。考慮邊際效應，未來的減排壓力仍很巨大。

　　如果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無法達成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則意味著未來各個國家在碳排放方面，會陷入互相博弈的混亂狀態。沒有統一的衡量標準，發達國家會首選為發展低碳經濟設置各種“綠色壁壘”，以保護他們在碳減排領域取得的領先優勢，同時控制在低碳經濟這一新“競技場”的話語權。醞釀已久的碳關稅，可能會更早提上日程。事實上，法國單方面提出將從2010年對在環保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的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其主打口號就是為了防止氣候變化大會不能達成協議。WTO對發達國家的碳關稅計劃，亦是抱著相當寬容的態度，認為只要起草得當，理論上碳排放稅收符合WTO規則。

　　無論哥本哈根會議能否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低碳經濟依然是大勢所趨。長期來看，各個國家在減排目標上的博弈與爭奪，并不能簡單地以多少來定勝負，問題的本質仍在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轉型。如果在未來一段時間，不能就減排任務達成共識，綠色壁壘將成為中國必須直面的一大挑戰，而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降低對高碳經濟的依賴，將是當務之急。王瑩(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