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深市場獨有的雙重委托代理機制是，股民對國資委的委托代理關系很明確，而國資委對于上市公司管理層的委托代理關系則不明確。這是進一步發展中國資本市場所必須解決的問題。當國資委發現股價過低時與其主動增持，還不如及時更換管理層，與其在股價過高時減持，還不如抓緊激勵現有管理層以求進一步改善業績。

　　我呼吁制度救市系列專欄的前幾篇文章主要是呼吁改善股票發行機制、固化上市公司分紅政策和約束公司管理層的內容。今天，我想著重呼吁一下公司大股東，期待他們發揮更大的作用，以便給數千萬中小散戶有個“共贏”的機會。

　　自股改破題到今天，大家普遍擔心的已不是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而是大小非的減持問題。在我看來，其核心問題其實是公司治理。如果大小非感覺公司估值過高，高到他們覺得自己的管理經營能力已無法支撐業績時，他們自然就會拋售。所以，解決大小非減持難題，絕對不能順著所謂的供求關系能夠決定資產價格的思路去謀對策，只能從現代金融學有關預期的思想出發去設法解決。我最近屢屢看到有大小非主動提出不減持股票，或者承諾到什么價位什么時間再減持，我認為，這些承諾對于股市來說，除了營造一些盲目樂觀的信心之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我們真正迫切需要的不是去拋售兌現，而是千方百計地改善經營提高管理，以便夯實估值基礎。否則滬深股市就會一輪一輪地下跌，再也無法實現股改時提出的統一全體股東利益的目標。

　　我國股市現有的大多數大非都是國有股，因此，我認為有關公司治理的激勵和約束應該首先由國資委來帶頭。國資委究竟應該在股市扮演什么角色？國資委可以做些什么來提升中國股市？我看到前期有媒體報道說國資委領導的態度是：如果股價高了，就拋售，如果股價低了就買入，國資委要起到股市穩定器的作用。我卻覺得這樣的做法根本不能起到穩定股市的作用。所謂高估和低估是相對于公司業績而言的，國資委是唯一有能力激勵或者約束上市公司管理層去改善公司業績的人，而這個投資人卻打算高拋低吸賺股民的錢！這談得上是維持穩定嗎？所以，當國資委發現股價過低時與其主動增持，還不如及時更換無能的管理層，與其發現股價過高時減持，還不如抓緊激勵現有管理層以求進一步改善業績，以便夯實估值的基礎。

　　依我看，在滬深股市上，普通投資人一直在為大股東提供股權融資的便利，而他們從來就不具有上市公司實際意義上的治理權，我們發行的股票，其實是一張不能確定收益率的分紅憑證，而不是代表公司一部分所有權的憑證。而且這個不能保證的收益率高低還要完全依賴于大股東控制的董事會的意見。從這些大股東的歷史表現來看，持有A股公司股票的實際收益率是很低的。

　　我很早以前曾經說過，我從來不擔心大小非拋出股票，而擔心大非不肯拋出控制權。如果大股東拋出全部股票，讓出公司的控制權，這家公司也許能夠迎來新的管理層，也許從此改善了公司治理，反而倒是能夠迎來大牛市。當然，國資委作為大股東繼續控制上市公司也是可以的，我也樂于看到這樣的局面，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明確委托代理關系的內容。

　　舉例來說，國資委名義上是根據各個上市公司的業績來考核其委任的管理層的，但實際上這些任免并不直接與公司業績掛鉤，更與股價漲跌無關。股民委托了國資委來管理這些公司，而國資委又委托了他們任命的管理層來實際經營這些公司。股民對國資委這個大股東的委托代理關系是明確的，而國資委對于管理層的委托代理關系則是不明確的。這種雙重委托代理機制是滬深市場獨有的，也是進一步發展中國資本市場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想改變這種情況，我以為有兩個辦法：

　　一是國資委在委任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層的同時，向市場公布其委任期內的經營目標和相應的獎懲措施。比如：公司業績必須每年保持多少比例的增長，總收入、凈利潤、資本回報率、現金流和費用控制等等方面的內容。如果前一個財務年度不能達標，就撤換管理層。國資委可以事先不和股民商量這些內容，但這些內容必須公示。這樣一來，國資委和管理層的委托代理關系就被固化下來了。股民反而能夠通過這樣的機制實際上行使了對管理層的表決權。現在，許多情況下國資委只委托了集團公司的領導，而對集團公司下屬的股份公司的業績則沒有明確的規定。我希望國資委能夠為廣大股民做主，擔負起大股東應盡的責任。

　　二是上市的國有控股公司應該明確規定每年實現的可分配利潤的50%用于分紅，利潤總額由前面第一條內容在公示中給出，這就等于給了市場明確的收益率預期。不僅如此，而且還應該考慮由國有上市公司直接向全國社�；�金定向分紅，而不是向一個同名同姓的某某集團公司分紅，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人民的財富增長。這個做法本身不僅能夠改善公司治理，更重要的是能夠落實好十七大所提出的“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的論述。(作者：周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