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糧價上漲已牽動國人的心，這不僅關系到普通老百姓飯桌，更關系到國家未來的農業發展戰略。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歷時一年，對美國農業和糧食市場進行了“田間考察”和調研，訪問眾多基層消費者、農業生產者以及NGO行動者和研究者。經過3個月的寫作，他完成了題為《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的報告，對全球糧食產業鏈進行了相對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國糧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議。

　　本報記者就當下全球糧食問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農業是最容易被資本所拋棄的

　　記者：如何看待去年以來的這一輪全球糧價暴漲？已有的分析說，各國糧食儲備下降、出口國干旱歉收、乙醇汽油開發、石油漲價，還有中印等發展中國家工業用地擠占耕地、生活水平提高糧食需求量增大，這些原因共同構成了糧價上漲。請問，您認為這中間最根本的問題是什么？

　　周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缺乏資本青睞，常常成為投入不足的產業，這使得其穩定的供給常常是脆弱的。糧食儲備下降、出口國干旱歉收、石油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漲價、工業化城市化占地等因素，在近兩年集中釋放，影響了糧食的穩定供給，打破了本來應該相對穩定的糧食供求平衡。

　　如果不能就農業經濟的自身規律以及現代化系統對農業和農村的擠壓，形成基礎性的認識，糧食危機還會階段性甚至周期性地出現。

　　而危機的受害者，幾乎都是恩格爾系數(食物消費占收入水平比例)較高的平民，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幸的是，貧困人口絕大部分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政府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為應對糧價上漲而提供食物補貼。

　　記者：您認為忽視農業和農村是一種“全球現象”，這是糧食危機的根源？

　　周立：相對于工業和服務業，以及各種新興產業，農業是最容易被資本所拋棄的。

　　原因十分明顯：短時期內，農產品的供給和需求，都是相對穩定的，不可能如其他產業一樣，有爆炸性增長。農業滿足的，又主要是人們的食物需求，在短時期內，人口數量是既定的，對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對穩定的。所以，農業是最不容易擴張的一個部門。因此，在資本面前，農業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這也是發達國家農業高補貼的根本原因——他們的政府在彌補市場失靈。

　　同時，這卻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出現悲劇性結果的根本原因，他們無力彌補這一市場失靈。一方面，他們的政府或者沒有認識到農業的基本規律，或者無力支付高補貼；另一方面，他們在面臨本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侵襲時，漸漸喪失糧食供給的自主性。因此，農業無利潤、農民流離失所、農村凋敝，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必然現象，更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

　　美國的垃圾桶與赤貧人口的胃

　　記者：亞、非、拉一些國家已出現糧荒，并導致社會動蕩。為什么糧食危機最早的受害者總是落后國家？這與他們國家的糧食政策有關嗎？

　　周立：實際上，糧食危機表面上常表現為總量問題，而背后的原因卻是結構問題。

　　回顧全球農產品自由貿易之前的時代，我們看到，各個國家、各個地區，都有一個單獨的食物生產和經銷體系，能夠至少保障其居民的基本生存。反而，在綠色革命發生，糧食單產大幅度提高的近幾十年，許多居民卻常常面臨糧荒的生存危機。兩相對比，我們不得不考慮農產品自由貿易之害了。

　　在現代技術要素注入農業后，糧食的總量，早已足夠喂養全球人口了。不幸的是，糧食的生產地區和糧食的消費地區，卻出現日益嚴重的脫節。生產地，越來越集中在幾個糧食生產大國，而諸多主動或被動加入農產品自由貿易體系的發展中國家，則失去了他們本來具有的本地化食品體系。只能仰賴糧食援助，或廉價糧食的供給。

　　食物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求。在食物體系上仰人鼻息的，自然是那些無力維系本地化食品體系的發展中國家。糧食供求一旦出現變數，受害的，自然也是這些國家的居民。

　　記者：有一種說法，“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窮人買不起糧食”，這大概也屬于“結構問題”吧？

　　周立：美國是世界糧食出口第一大國，它能夠維系一個廉價的糧食生產體系，與美國國內的政治結構、國家利益、居民消費慣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獲”有關，也是美國國內糧食生產體系、食品消費體系、能源消費體系已經產生路徑依賴的必然結果。伴隨石油價格的上漲，美國的資本化大機器農業，面臨巨大的成本上漲壓力。尋求將糧食轉化為乙醇，以實現本國糧食生產體系、食物消費體系、能源消費體系的良性互動，是題中應有之義。

　　邏輯上說，造成國際糧價上漲就是這種結構矛盾的副產品。

　　不幸的是，仰賴美國等少數國家糧食援助或廉價糧食供應的諸多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滅頂之災。如果說發展中國家糧食政策有失誤，那就是他們是弱國，沒有認識到被單一食物體系同化后的危險，或無力抵擋被同化的命運。

　　2007年我在美國時看到一則報道，美國有1／4的食物，是丟進垃圾桶里的。美國在2006年10月17日，誕生了其第3億個國民。簡單計算，丟掉的食物，相當于近8000萬人口的消費量。而當時報道的全球因饑餓瀕臨死亡威脅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萬。不幸的是，這些食物是在美國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這些赤貧人口的胃里。

　　我們暫時的幸運與我們還不夠“進步”有關

　　記者：中國也正在經歷食品價格上漲的考驗。但在小麥、稻米等主要糧食品種上，相比國際價格似乎還相對穩定。如何理解這中間的原因？

　　周立：相對于這些出現悲劇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糧食生產和消費體系，還是相對獨立的。所以，在全球糧價上漲的時候，政府有能力調控糧價，能讓其保持穩定，由此，也能保持社會穩定。

　　可是，中國農業的小部門化、農業產業化、糧食市場化，正在不斷地推進之中。此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中國之所以比較幸運，與我們還不夠“進步”有關，與農民們普遍還在進行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和消費直接相關。

　　但是，我們知道，伴隨10多年來農業產業化和糧食市場化的推進，農民為城市居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已經消失殆盡。為自己生產糧食的農民群體，也在大幅度地減少。在這一輪的“糧食戰爭”中，中國可能還能暫時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國下一輪的糧食洗牌過程中，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樂觀。

　　記者：許多分析稱，糧價上漲將是個長期趨勢，您認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是否能維持糧價穩定？

　　周立：糧食價格的長期高企，并不符合糧食主要輸出國的長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國主導者的長期經濟利益。所以，未來三五年內，糧食價格必然還有一個下落的過程，在未來這一輪糧價洗牌過程中，中國、印度等國的小農和獨立的食物體系，可能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實際上，中國的主要糧食價格，早已既“踏破了地板”(成本價)、又“捅破了天花板”(國際價)，中國的糧食價格調控，這十多年來一直沒有任何彈性空間。只是自從去年“天花板”價格大幅度上漲后，中國糧價才看起來具有競爭性。正因為這樣，當這一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風潮結束后，中國糧食生產體系面臨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小農經濟”真的不堪一擊？

　　記者：在中國，人們通常把發達國家的“農業資本化、產業化、集約化”，看作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并認為當下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本無法對抗國內外的大型糧食企業，甚至成為被剝奪的對象。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周立：拉美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已經在食物帝國的誘使和迫使下，失去了傳統的本地化食品，被拖出原來的自給自足的本地化食品體系，其國民也被塑造成為食品帝國所需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中國也正在這一進程之中。

　　當一國的政府決策者和農業專家們，多已被“洗腦”，認同本地化食品體系不如全球化食品體系，小農經濟模式不如農業產業化模式，低投入、低耗能農業不如高資本、高耗能農業有競爭力的時候，悲劇的大幕就真正拉開了。

　　美國大農場模式，是與美國耕地多、勞力少、資本充足、能源價格低廉等基本國情相適應的，同時，又是在殖民擴張和高額補貼兩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現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亞這幾個國情和政治軍事背景類似的國家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美國這樣的發展大農場經濟，實行產業化農業的條件。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場交易)形成大農場模式。也沒有一個先例，不依靠對產業化農場高補貼，就能擊垮小農家庭農場的。

　　篤信“農業資本化、產業化、集約化”信條的人，是看到了農產品市場開放條件下，小農家庭農場無力和產業化食物帝國抗衡的表象，但沒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手”。

　　記者：您在美國做過長期的農業調查，美國農民和農業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周立：美國的小農家庭農場，在1930年以來，破產了60%,這是政府只對產業化農場高額補貼的結果，并不是他們的競爭力不如產業化農場。如果我們認真看一下恰亞諾夫、斯科特和黃宗智基于蘇聯、東南亞和中國的實證資料研究，并親自到田間地頭去問問農民，為什么種糧不賺錢但大多數還堅持種糧，就會體會到小農家庭農場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農家庭農場無力對抗產業化糧油企業，背后的事實是，中國政府不如美國政府那么有錢。

　　所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處處長凱文·霍金斯才會說：“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后，鐵的事實是一些世界上最窮的農民被迫進入與工業國家的財政部而不是北部農場主的競爭。”

　　如若說中國的小農經濟沒有競爭力，那是因為把他們一個個形單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國財政部同臺競爭的擂臺上。然而，美國的小農家庭農場破產后，美國政府會為他們買單，做出“金降落”(記者注：對被收購者的高額補償費)的制度安排。諸多拉美國家、非洲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小農家庭農場破產，卻無法得到本國政府的財政支援和就業幫助。

　　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咨詢者，會看到美國產業化農場模式的表面成功，卻對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國家，甚至中國自己產業化農場失敗的事實視而不見。這種咄咄怪事，一直發生在我們身邊，人們卻視而不見。

　　中國如何應對“食物帝國”挑戰？

　　記者：有很多分析認為，美國的“生物能源計劃”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性的“糧食武器”。乙醇汽油并不能根本改變美國的能源供應，卻加劇了全球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芝加哥商品市場大宗糧食期貨暴漲，則成為現貨市場全球糧價上漲的背后推手。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如果這真是“糧食武器”，它要打擊誰？為什么？

　　周立：美國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制定了全球性糧食、能源戰略，并有能力實施全球戰略的國家。因此，美國的石油儲備、糧食儲備以及生物能源計劃，都服從于整個全球戰略。美國期貨市場、現貨市場的價格聯動，是有意策劃，還是因應全球糧價變動以及供求變化的市場行為？就我所知道的信息，還不足以做出判斷。

　　但是，食物帝國的擴張，不在于一時、一地。而且，食物帝國的主導者，在全球糧食貿易體系中，漲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經做到了贏家通吃。不是帝國核心成員的經濟體，自然而然，是一輪又一輪糧食價格波動的輸家。

　　記者：我曾做過中國大豆的調查，發現去年以來中國食品價格上漲主要源頭是國際大豆價格暴漲，而中國的大豆和豆油恰恰對外依賴性很強。您認為在一個由“食物帝國”控制的時代，作為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其糧食政策和農業政策需把握的關鍵問題是什么？

　　周立：中國選擇了讓部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也就選擇了愿意讓這部分農產品接受一個單一食品體系的控制。入世以來，中國的大豆，已基本上被食物帝國控制。玉米，可能也在這一過程之中。所以，豆油、豆粕以及飼料價格、生豬等肉禽價格的上漲，自然也就隨之而來了。

　　在食物帝國以不可阻擋的趨勢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時候，想要逃脫被其控制的命運，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們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讓意圖自救的小范圍農業生產者、消費者和局部區域，能以一個本地化食品體系的創建，能以一場消費革命的開展，進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產的、食用的食物，盡可能是健康的。使得鄉村生活和傳統文化，還有繼續生存的空間。悲觀一些說，使得人類利用食物自殺的歷程，還可以延緩一些。

　　在這一點，我們需要向美國的實踐者學習。為應對產業化農業及其食品體系負面效果的挑戰，美國中北部的中小家庭農場、城市消費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經摸索了一整套替代體系，這一套體系，以消費文化革命為精神內涵，以一個本地化食品體系的創建為實際行動，意圖實現三個替代：以消費天然食品替代消費人工(產業化)食品；以公平貿易方式替代自由貿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體系替代全球化食物體系。

　　記者：長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都存在一種頗流行又很有影響力的意見，即在一個糧食供應充足的世界市場上，中國無需維持高成本的糧食自給自足，因為只要可以，就能從國際市場上買到足夠多的糧食。您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能否對這種流行理論做出中肯的評價？

　　周立：正是由于資本通常不愿意進入農業，才造成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會將農業真正定位為產業化，農村定位為市場經濟。提供居民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任何時期、任何政權的首要之事。農業高度產業化的美國背后是政府高額補貼，農業上并無多少優勢的日本和歐盟，更加以高補貼來保障本地區的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中國在1990年代，也將農業定位為產業化，卻從未放棄過對糧食儲備、糧食價格、食品質量的控制。“無農不穩”，是各屆政府、各地政府的基本認識。各種類型的“米袋子”、“菜籃子”、“吃餃子”工程，總是不斷在各地成為政治表達。

　　我想，只要愿意做實事求是的研究，農業實踐者就會給出合適的答案。如果連最普通的農民都知道即便不賺錢，甚至賠錢都要種糧，以保障自己家庭的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話，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也應該知道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對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重要性。(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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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帝國”推動下的糧食政治

　　在美國食物結構巨大變遷的背后，站著為數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團。這些大型食品集團，控制了從種子培育、種植、收購、加工和銷售整個“食物環節”。它們不斷地游說政府，對消費者洗腦，對農業生產者施壓，去推動食物的商品化，并從每個消費者的嘴里，聚斂著巨額財富。

　　在大型食品公司控制下，不僅農業生產者別無選擇，消費者在消費品種、消費價格和數量上，也別無選擇。只是消費者的錢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視為“上帝”，所以，公司對待消費者，比對待農業生產者，要客氣許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廣告宣傳、健康咨詢、品位塑造等洗腦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種子23%~41%的市場份額，銷售額2004年達28億元。實際上，若再計入杜邦(Dupont)公司，兩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種種子份額就達到一半以上。對種子和農產品收購、加工的壟斷，使得他們的行為無異于系統的生物滅絕。當一種又一種的農作物種子，被他們收入博物館，而市場上僅有幾種他們推廣的，不具有留種能力的人工種子時，不僅是農作物多樣性喪失、居民餐桌和營養結構多樣性的喪失，更是人類從食物上脫離自然，從而使得各個國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進一步被食物王國掌控。

　　“食物帝國”推動了糧食政治。我們看幾則糧食援助和禁運的實例，去理解糧食政治的一部分——糧食援助這個比石油貿易更為強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鐵托總統的領導下進行改革，試圖擺脫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控制。這時，美國伸出了“友誼”之手，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糧食援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等西方盟國隨即對中國實行包括糧食在內的全面封鎖和商品禁運，妄圖將新生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美國對中國的禁運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間，美國總統約翰遜曾對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從而最終迫使印度改變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當“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后，美國對智利的糧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連德領導下的大眾聯合政府，卻是致力于農業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連德下臺后，美國的糧食援助很快又恢復了。糧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對阿連德所采取的秘密戰略的組成部分。

　　1973年，美國由于國內食品價格史無前例地上漲，對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實行禁運。日本97%的大豆依靠進口，其中92%來自美國，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其實行谷物禁運。但當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進行改革時，西方議員阿德·梅爾科特立即指出：蘇聯需要多少糧食就提供多少糧食。之后是蘇聯解體。

　　最近一次明顯的以糧食作為武器來干預他國內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國對朝鮮的糧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來，朝鮮連續幾年歉收，國內糧食供應嚴重短缺。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對朝鮮提供糧食援助，但條件是，朝鮮必須放棄核計劃，并在緩和朝鮮半島局勢方面與西方合作。

　　糧食援助的另一側面，則不僅僅限于這樣的短期事件，而是打擊、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淪為美國附屬國的奧秘。

　　所謂“沒有扭曲的、充分競爭的、跨國界的、完備的市場體系”，僅僅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幻想，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糧食貿易或援助時常作為大國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預別國內政。曾是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那樣他們就不愿和我們搗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就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政治家所關心的國家利益，與食物集團關心的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個地方農業與食品體系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農業發達國家，在農產品自由貿易框架下，已經將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綁上了同一輛戰車：要么各國比拼財力，進行補貼生產競爭；要么讓出農產品市場，由這些國家提供低價格糧食和一整套食物體系。由此，產生對糧食生產國的全面依賴。2006年底以來的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已經清楚表明了這種依賴性。

　　——摘編自周立《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