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新時期迅猛生長，標志著中國農業競爭環境正在發生向“組織競爭”的深刻轉型

　　曾有專家預言：“21世紀的中國農村，將是合作經濟組織大放異彩的世紀。”《瞭望》新聞周刊最近在蘇、皖等省的農村調查發現，這一預言正在化為農民活生生的實踐。各類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簡稱“農合”)風起云涌，農民經濟活動的組織化程度快速提高，農村生產力在合作組織中得到提升。農村經濟正從由推行“大包干”而確立的“家庭競爭”模式，逐漸步入“家庭競爭”與“組織競爭”并行的態勢

　　“農合”駛入“快車道”

　　農村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近幾年發展明顯加快，出現了種類多、吸納農戶比例高、合作要素活躍等顯著新特征。統計顯示，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全國工商機關就共登記注冊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人26397戶，成員共計35萬戶，成員出資總額共計159億元。

　　比如，在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城鄉收入“剪刀差”全國較小的江蘇省，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出現了“驚人一跳”，主要發展數據有：近4年中，全省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達到8310家，成員275萬戶，帶動農戶411萬戶，占全省總戶數的27.5%，4年提升了17個百分點，無錫市加入合作組織或接受合作組織帶動的農戶比例達到40%。

　　農業大省安徽省農村合作組織也出現“井噴”現象。統計數字顯示，2007年，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已達5379家，比上一年增加1274個，增長31%。毗鄰核心都市的滬郊農民專業合作社已將近800家，五年增長了四十多倍。可見農民合作組織的發育、發展，在不同類型區域均顯示出同樣強勁的爆發力。

　　在一些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地區，農民合作組織往往呈現意料之外的強勢。據統計，江西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員出資最多，約占全國成員出資總額的17%；而市場意識最濃厚的江蘇農村，農民專業合作社吸納的成員人數最多，約占全國成員總數的10%。

　　模式日益多樣化

　　《瞭望》新聞周刊在蘇、皖兩省隨機走訪了25個合作組織。從形態上分析，這些合作組織可分5個主要類型：企業依托型，即“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這類大多是以種養殖、加工為主，共有6個；科技推廣型，即“以技術推廣為特征的協會＋基地＋農戶”，一般由科技人員領辦成立的，共有3個；能人大戶帶動型，即“能人+合作社+基地+農戶”，一般由懂技術和市場的大戶發起成立，共有7個；村級組織主導型，即富民合作社、社區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一般由村級組織針對村級集體經濟分配或土地流轉需要而組織村民成立的專業合作組織，共有6個；村干部帶頭型(有帶領致富能力的村干部)，即村支部書記或村主任任協會會長或合作社理事長，帶動農戶發展種養殖業，共有3個。這些專業合作組織成員一般從幾個到100多個，但帶動的農戶少則500多戶，多則1000多戶，具備了一定的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集體智慧大于個人智慧，群體抗壓性大于個體的抗壓性。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劉奇等農村問題專家告訴本刊記者：“市場風險的不可測性，讓多數中國農民一時還難以適應。家底較薄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競爭模式來面對風云變幻的大市場，顯然制約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快速增長，也制約了農民經濟的發展。所以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帶有必然性。當然，這種組織化，顯著有別于以地域性集聚的村級組織，更區別于改革前僵硬體制下的人民公社。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農民合作組織，建立在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礎上，是對農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組，它的驚人能量將進一步地顯露出來。”

　　“農民得實惠”成“生命線”

　　增收，是各類專業合作組織吸引農民的最大興奮點。安徽歙縣縣委書記滕祁源向《瞭望》新聞周刊介紹說，農民組織起來以合作社或協會為單元，主動對接企業或市場，正在改變過去以家庭為單位的單一競爭模式。而建立龍頭企業或銷售加工企業與農戶之間有效的利益聯結機制，是專業合作組織發展壯大的基礎。

　　據調查，歙縣參加合作組織的農戶比不參加的農戶一般多增收20%以上。江蘇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年總收入已超過400億元，促進農民增收致富作用顯著。江蘇省400多個省級“四有”(有組織制度、有合作手段、有較大規模、有明顯成效)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成員的平均年收入，是未入社農戶的1.6倍。

　　據無錫市委農工辦統計，全市參與各類專業合作組織的農戶超過了5萬戶，帶動農戶23萬戶，促進農民增收5億元。張家港市2007年專業合作、土地合作、社區合作等三大類合作組織的總收入分別是3670萬元、2480萬元、7800萬元，比上一年分別增加了16%、12%、18%。市委書記黃欽說，通過各種專業合作，使農民增收更多體現在“持續”和“長效”上。

　　雖然農村合作組織正在蓬勃發展中，但與廣袤的中國農村、在農民收入正遭遇低水平上的“瓶頸”的困境比照，合作組織發展的空間仍然有待拓展。本刊記者調查還發現，從面上狀況分析，當前農村各類專業合作組織仍只能說處于“小”、“弱”、“單”、“散”的狀態，合作組織需要“擴面強身”。

　　在國家頒布《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后，在已有合作社的示范帶動下，農民入社的意愿顯著增強。江蘇連云港市農業部門對千名農民調查的結果顯示，70%的農民表示有意愿參加合作社，81%的農民認為現有合作社太少，65%的農民不知道如何加入合作社。

　　針對農民入社需求增加的實際，江蘇省規劃要求，到2010年，全省加入合作社組織的農戶數占農戶總數的比例達到30%以上，帶動農戶數占農戶總數的比例達40以上。江蘇省還對全省“20佳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進行表彰。農業大省安徽省農戶合作化率僅有21%，農業人口達到825萬的阜陽市，2007年底加入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戶和合作組織帶動的農戶數僅占全市總農戶數的18.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扶上馬”還需“送一程”

　　除了比例需要提高外，現有專業合作社的規模不夠大、規范不夠好。安徽省委農辦的一組調查數字顯示：全省平均每個合作社資產總額僅118萬元，負債達27萬元；平均每個合作社總收入276萬元，總支出239萬元，盈余36萬元，紅利總額分配占成員出資總額的23%；全省只有23%的合作社執行生產質量標準，10%的合作社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制度。

　　專業合作組織比較活躍的江蘇張家港市，也坦承合作組織“規模小、帶動力弱”的問題：全市80家各類專業合作組織，社均帶動農戶僅358家；31家專業協會平均帶動920戶；17家富民合作社社均82戶。張家港市委農辦副主任顧永福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合作社“個小體弱”，帶動作用就很難充分發揮出來。

　　政府對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需在“扶上馬”的基礎上再“送一程”，尤其要加大力度改善合作組織的生存、擴張的環境。原江蘇省委農工部部長、資深“三農”專家吳容、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劉奇等人向本刊記者強調說，新型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正處在起飛階段，政府“送一程”的重心，不在給錢而在做好合作經濟的環境。

　　一是人才環境。合作社的管理、分配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一個強大的合作社必須要有專業人才團隊，而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政府要看到人才缺乏對合作社經濟的影響，從培養、使用、職稱待遇等環節上，早謀劃、下功夫，甚至不惜給“特殊政策”；二是金融環境。專業合作組織要壯大，不能僅靠社員的一點資金，需要得到銀行的支持，但目前合作組織還很難從金融機構貸到款，合作組織的社會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很好的確認。如何創新對合作組織的金融服務是個很大任務；三是競爭環境。目前合作組織大多很弱，其覆蓋面、影響力都很小，各地有同類的合作組織，但缺少更高一級的組織整合，因此合作組織與合作組織之間、合作組織與市場之間、合作組織與政策執行環節，出現了很多錯位，政府要創新合作組織管理體制，勇敢面對合作組織“做大”后的管理難題。

　　受訪的多位專家還認為，農村各類專業合作組織的出現，使得農村組織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目前合作組織功能主要體現在經濟上，社會管理功能、政治活動功能釋放的不多。但隨著面廣量大的合作組織快速增長，組織成長的風險要早規范、多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