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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里娜颶風在經過美國佛羅里達南端的時候，才只有3級，但一進入墨西哥灣，立刻上升為5級，風力達17級以上，破壞力猛增到最強檔，原因是墨西哥灣的海水因為受氣候變化的影響，變得非常暖和。”在中國氣象局科技大樓的辦公室里，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氣候智囊團”重要成員丁一匯為記者雜志記者詳解了卡特里娜颶風升級的全過程。

　　在上樓之前，記者看到科技大樓一層的大廳正在舉辦關于中國最近氣候災害的展覽，一幅幅觸目驚心的圖片讓人深切感受到危機的迫近。

　　被氣象學家們稱為“極端氣候事件”的重大災害性天氣，在氣候變暖的背景之下，發生頻率和強度都加大。長期統計顯示，隨著海洋溫度的上升，上世紀70年代后，地球上的強臺風數量增加了。

　　英國自然災害專家比爾麥圭爾最近發表文章提醒說，忘記全球恐怖主義吧，因為地震、超級火山和颶風的定時炸彈正在滴答作響，它們的威脅更猛烈。

　　麥圭爾列舉了可能發生的十大災難，其中包括：颶風席卷紐約、海嘯摧毀北大西洋沿岸、2030年地中海沿岸沙漠化、本世紀內海平面可能上升1~2米——上升1米將威脅到地球上1/3的農田，如果上升4米，美國邁阿密海岸線以內60公里的區域都會變成汪洋大海……

　　那么，人類離安全氣候的邊緣還有多遠呢？德國科學家說，只有2攝氏度——如果全球平均氣溫再升高兩度，那么人類的生存條件就將受到威脅，人類社會就將陷入不可持續發展的困境。盡管對“兩度”臨界點人們還有不同的看法，但看過科學家們和作家們描述的破壞性發展所制造出來的明日世界有多么觸目驚心，相信大多數人能夠認同氣候問題和有節制發展的重要性。

　　記者與丁一匯的對話就從這“危險的兩度”開始。

　　危險的“兩度”

　　記者：德國總理默克爾曾在八國峰會上表示，希望八國同意在本世紀末將氣溫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

　　丁一匯：對于目前的全球變暖問題，歐盟國家特別強調地球溫度升高會使人類生存環境達到一個危險的水平。這個危險的界限呢，他們現在就定義為2攝氏度。

　　這就是說，未來如果地球溫度繼續升高兩度，那么我們的經濟、生態系統、糧食安全、水資源、海岸線、海平面上升等等，都會發生異常的變化。最后影響到人類生存的條件，那人類社會就不可持續發展啦。

　　變暖兩度以下，氣候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還有有利的一方面，比如原來種兩季稻的地方可以種三季了。但是一旦超過兩度這個界限以后，那就全是害處了，并且兩度以下那些不利的方面還會非線性地增長。比如氣候變化所致的水資源短缺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在兩度以下大概也就影響幾千萬人，可是一旦達到兩度以上呢，突然就增長到35億人口！這個就相當厲害了。

　　記者：如果聽任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狀況發展下去，地球溫度離達到兩度界限還有多長時間？

　　丁一匯：根據2007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的結論，大概是在2050年前后。所以說默克爾在G8峰會上要讓西方發達國家和5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能夠同意在205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降低50%這個非常高的目標。如果這一目標達到，實際上就使得溫度可以控制在上升2攝氏度左右。

　　記者：這個兩度的界限得到了世界各國科學界的公認嗎？

　　丁一匯：兩度這個界限是歐盟科學家提出，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引用了該結果。他們特別強調以兩度來作為危險水平。當然，按理說這也是不確定的。因為對各個生態系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兩度不可能都是災難性的。不過，中國現在的科學水平還沒到能夠提出一個準確閾值(就是臨界值)的水平。

　　歐盟國家提出兩度概念之后，緊接著就是下一個行動。在世界銀行當過經濟顧問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斯特恩寫了一本800頁的書，叫做《氣候變化的經濟學》，強烈地表達說，為了不超過兩度界限，全世界必須在2030年前采取一致的行動來進行減排。行動得越早，全世界的國民經濟損失越少，可以控制在5%~10%。如果在2030年以后再減排，那么全世界國民經濟損失平均來看，就要達到20%。

　　斯特恩提出的這個理論被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寫在報告里面了，所以這樣一來，要在2030年前盡量減排，就變成一個政府行為了。但是2030年之前這段時間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卻正是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

　　壓力與對策

　　記者：在目前技術條件下，減排與經濟發展必然是對立的嗎？

　　丁一匯：按人類目前的科技水平，經濟發展就意味著能源大量不斷的使用。如果中國承諾減排，經濟必然受挫。什么叫減排，減排就是我們要花大量的錢去改造能源系統、工業體系。美國當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就是因為它不愿改造，認為成本太大，并且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會降低——成本最終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樣，我們就需要一個權衡，要講道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思路，有這樣兩個主線：

　　第一個主線是，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有6000萬人在貧困線以下。而每個人生下來，都應該有享受生活的權利。我們還是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提出的第一個總體方針，即繼續經濟發展的這條主線，是不能丟的。

　　第二個主線，從長遠來看，中國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西方今天給我們提出來的節能減排、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零排放、低碳經濟，所有這些概念對中國的長遠發展都是有利的。我們應該逐步過渡到這條路。

　　記者：強大的壓力是否也能成為中國開發新能源的動力？

　　丁一匯：這就是科技部長萬鋼所談到的，我們對氣候變化要大力進行創新型研究和增加投入。

　　現在所有的高效減排和節能新技術，基本都掌握在西方。比如中國最需要的，是煤的環保使用技術。中國煤的儲量非常大，幾百年都用不完，別人用完了我們還有。但我們要長期地安全地使用煤，就需要一種叫做“碳捕獲和儲存”(CCS)的技術——煤燒完后，趕快把它捕獲起來，然后液化，再把它輸送到一個封閉的地方——地層里面，埋起來，這樣就不參加大氣的循環，二氧化碳排放就不會增加。

　　但這個技術中國不掌握，而西方掌握。歐美計劃在2015年前將之商業化或供給工業使用。不過，現在他們不肯通過國際合作渠道低價轉讓給中國。因此，中國科學家要獨立自強去創新。

　　APEC氣候風暴背后

　　記者：在這次APEC會議上，氣候又成為重點議題。您是否了解各國對這次氣候交鋒的準備工作呢？

　　丁一匯：就在上個月，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派了個特使到中國來。他拜訪了中國外交部和發改委，還請了4位中國專家到澳駐華使館，把霍華德將要在APEC會議上公布的一個方案給我們看。

　　這個方案的精神主要是兩點，第一點，它說現在世界發展的中心已經由美洲移到了亞太地區，所以氣候變化的對策等應該以亞洲經濟發展為主要對象，而《京都議定書》不談發展中國家(減排)，過時了。

　　第二點，它認為《京都議定書》還有一個弊病，那就是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參與減排，《京都議定書》上的“附件一國家”(主要是發達國家)即使減排，也趕不上發展中國家排放的增量。

　　所以他們認為要搞一個“新東西”。雖然對這個“新東西”，他們沒有具體講出來，但我覺得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有發展中國家參與。只是參與的方式你可以自己提出來，可以自下而上。

　　一旦拋開《京都議定書》，發展中國家以后就沒有一個國際的公約在那里保護，壓力就會非常大。

　　記者：APEC會議期間，胡錦濤主席將發表中國對于氣候問題的看法和主張。

　　丁一匯：我覺得這個時機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從G8峰會到12月將在印尼巴厘島召開的聯合國各國領導人氣候變化會議，中國都是重要參與者。對巴厘島的會議，正在積極籌備。(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已經到中國來過一次，就準備工作咨詢我們這些科學家。

　　中國遲早要面臨這樣的局面，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一要堅持立場，就是說，共同確立的責任；第二還要堅持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第三我們肯定還要積極支持保護氣候的國際努力。(卞卓丹 蘇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