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
1929年生,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擇優(yōu)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經濟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誰妨礙了我們致富》、《尋求社會致富之道》等。
將近80高齡的茅于軾除了聽力不佳外,思維清晰,表達簡潔。他表示:要使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就要社會穩(wěn)定,穩(wěn)定就要緩和貧富分化的矛盾,就要把“為富人說話和替窮人辦事”這兩件事結合起來,構建和諧社會。茅于軾說:“為少數富人說話,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讓他們最終變富。”
說說我自己
再過一年我就80歲了。我的家庭對我影響很大,父親和兩個伯父都是留美和留日學生,家里很自由,從小學到大學,父母從來不管我,與我的成長有很大關系,我是一個很信奉自由的人。
在歷次運動中,我不斷地挨整,但沒有把我整服,我的思考是十分獨立的。
在經濟學社會學方面,我不是科班出身,基礎知識很不夠,重要的書都沒有讀過,中國的文史我只念過《論語》和《古文觀止》,外國大學者的著作我也沒有多看,但我的自然科學非常好,數學力學都不錯,我的經濟學就是建立在數理基礎上的。
為什么我在這個領域有成就呢?是因為我敢想,獨立思考。我寫的文章很少引用別人的材料,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我很講邏輯,理性。比如做小額貸款,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認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規(guī)矩,我們的憲法都改了很多回,還有哪條東西不能改啊。人家為我擔心,說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還是你改法律?
我對自己的理論有很強的信念,所以我的研究往往是別人沒有想到的事。
經濟學讓我樹立了強烈的平等精神。在生活中,我和太太是平等的,從來不干涉她的自由。給你愛的人以自由,也給你不愛的人自由。
很多人說我老糊涂了,也的確,忘憶力差了。
但我內心很清晰,有自知之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自由與獨立。
我不炒股,也不太懂,所以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不要把股市當作賭場,賭場是創(chuàng)造不了財富的。
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怎樣評價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呢
茅于軾(以下簡稱“茅”):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把中國叫醒了,需要現代化了。但其后一直沒有什么進展,一直到最近的30年才有巨大的進展。但中國要真正進入現代化社會,要再有一個穩(wěn)定和諧的二三十年才行。
記:現在社會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茅:有一種分類方法就富人與窮人,貧富分化是主要矛盾。所以從這個角度,我提出了替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為的是緩和矛盾和社會和諧。
記:這兩者哪個重要?
茅:一定要這兩件事同等看待,光為富人是不夠的,為窮人辦事更重要。
記:為什么要替富人說話呢?
茅:現在大多數富人,是富得有道理的,他們的財富不是剝削得來的,是他們創(chuàng)造的成果。
記:這些道理應該很多人都懂。
茅:不一定,我們過去的教育有很多的誤解。過去我們認為有錢人就是剝削者,只有勞動才能創(chuàng)造價值,你不勞動哪來這么多錢啊,我們要徹底清算這種剝削理論。要讓大家明白富人的財富不是剝削得來的了,是他憑本事創(chuàng)造的。
記:但現在民眾中有不少認為富人“為富不仁”的觀點。
茅:我這里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污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而是指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yè)致富的企業(yè)家和創(chuàng)業(yè)者。我愿意為這樣的富人說話,那些是寄生蟲甚至害蟲不在此列。
記:但也有批評你替富人說話的觀點,比如拿房地產商暴利為例,你怎么看?
茅:富人也不一定都是房地產商,當然房地產商都是富的。房地產有它的特殊性,玩的是土地與資本,這兩樣都不是市場配置的。暴利是與它不充分競爭有關系,因為與權力相結合?墒沁@件事不能僅僅怨開發(fā)商。
記:十七大是怎樣為富人提供創(chuàng)造更多財富的土壤的?
茅:鼓勵財產性的收入,靠錢賺錢啊。賺錢是兩條路,一條是用勞動,一條是通過資本,F在要強調是資本創(chuàng)造財富,有人買房出租收租金,錢存在銀行吃利息,這些也是資本收入。
記:鼓勵財產性收入的意義在哪里呢?
茅:現在大家都說貧富差別大,但這次十七大又重申了鼓勵財產性收入,我的理解是,財產性收入并不因貧富分化而限制,財產性收入窮人是沒有的,錢越多財產性收入越多,這說明共產黨要堅持改革,堅持市場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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