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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年提起“全球化”色變，到2001年入世前“狼來了怎么辦”的爭議，再到如今“負責任的大國心態”，其背后，是一條社會公眾、行業企業和政府官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產生的面對WTO的心理變化曲線
★ 本刊記者/劉彥
“中國在后WTO時代應該有大國風范，在開放中創造和諧，勇于承擔更大的責任和迎接更多的挑戰。”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對本刊記者說。
張漢林的話，代表了當前學界對待WTO的聲音，也意味著中國普通公眾對待WTO態度的轉變。而在1997年，年僅30多歲的張漢林在中央黨校演講“中國與WTO的關系”之時，黨校的一個老教授還生氣地給學校領導打電話，質問為何要有這樣一個年輕人來輕狂地講什么“全球化”。從當年提起“全球化”色變到2001年入世前“狼來了怎么辦”的爭議，再到如今“負責任的大國心態”，其背后，是一條社會公眾、行業企業和政府官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產生的面對WTO的心理變化曲線。
從GATT到WTO：開放倒逼改革
對外貿易的改革與開放在中國有漫長的傳統，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與關貿總協定(GATT)的接觸。從GATT到WTO，焦點也從簡單的外貿經濟過渡到改革訴求。
1986年7月10日，一份含340余個英文單詞的申請由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常駐代表團錢嘉東大使遞交給GATT。自此，中國開啟了復關入世這個對中國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進程，也飽嘗了十五年談判的艱辛。
1980年至1984年，在改革開放被正式提出后，一場圍繞對外經貿的大討論在學術界展開。隨著討論逐漸深入，對外經貿利益被擺到國民經濟戰略地位加以對待，而復關，則成為當時發展對外經貿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當時我國對外貿易處于一種完全的國家壟斷狀態，這與提倡自由貿易的GATT不太相容。但是，兩個數據迫使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對GATT的態度：GATT成員方貿易總量占當時世界貿易總量的85%；中國與GATT成員方貿易量占當時中國全部進出口貿易量的85%。這兩個85%說明，中國不管是否參加GATT，其規則對中國都有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此，正如首任貿易談判代表沈覺人所言，當時決策層普遍認為，“恢復GATT締約國地位對中國有利”。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92年。當年11月，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GATT副總干事以及各國GATT專家參加的“GATT與中國”高級研討會上，其議題仍僅限于“服務貿易自由化與中國經濟發展”“反傾銷、反補貼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影響”等經濟內容。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定為經濟改革的目標。這意味著，在經過14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后，改革終于有了明確的方向。但建立市場經濟的努力卻遇到了40年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種種壓力使得1994年之后的市場化道路顯得異常艱難。
改革的難度促使決策者尋找一條新的破局之道。在這種情況下，加入WTO被確認為是一個契機。2001年，中國入世前夕舉辦的“諾貝爾經濟論壇(北京)”論壇上，“法制建設：全面適應經濟全球化”“強化政府公共職能”等表面上看似與經濟關聯不大的議題逐漸成為討論的重點。中國對開放的訴求完成蛻變，入世成了中國改革的新動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的成員。
次年2月，由省部級領導干部參加的“國際形勢與世貿組織”專題研究班在北京召開。自此，從中央到地方一場關于WTO規則的培訓運動拉開序幕。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2002年春節后在香港總商會演講，其開場白則是“中國政府官員過年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有關WTO的學習”。
“入世讓中國迎來了第二次開放。第一次開放以1978年為標志。當時的開放是有限度的，基本上是按照國內議程來開放，也就是說是在我們自認為適當的領域，以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速度，來選擇開放，這是第一次開放重要的特征；第二次開放則以入世為標志，此后，中國的開放就不再僅僅是有限度的開放了。”北京大學教授王勇說。
從應對到責任：大國崛起的心態
2001年，當時媒體鋪天蓋地的題目，普遍是“如何應對入世的沖擊？”
“應對”一詞，是弱勢心態最好的寫照。
2001年底，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與寧夏各界人士對話，稱得知入世后“心情也很復雜”，“非常高興”之余，也擔心“入世所帶來的沖擊。”
當時備受關注的行業，以金融服務業、IT產業、農業、汽車、電信、石化等六大行業為主。事隔5年之后，這些行業的現狀又如何？
當時脆弱的汽車業，可謂這些受“沖擊”行業的代表。也是在2001年，吉利汽車總裁李書福接受媒體采訪時稱，“WTO對于我們可以說沖擊甚微，因為國外的汽車企業根本不可能造出與我們同樣價格的汽車。”
這位“為中國老百姓造車”的人，5年后把理想變成了現實。2006年吉利汽車的年產銷目標是17萬臺，出口1萬臺。時至今日，中國民營汽車企業已經占到中國汽車行業份額的40%。
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就是，沒有WTO對汽車業準入的沖擊，就沒有吉利這樣的民族品牌企業的崛起，也絕對不會出現今天汽車市場這樣一個格局，消費者也不見得會享受汽車降價帶來的實惠以及更好的服務。
2005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與WTO:入世、政策變革和減貧戰略》報告稱，中國每年從入世中獲得的收益是406億美元。世行該課題負責人迪帕克·巴塔薩里稱：“市場開放和其他與中國入世有關的改革舉措每年為中國經濟帶來400多億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實際收入每年增加750億美元。”
該報告稱，入世將有助于中國汽車、電子等產業的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入世后的改革將導致大約600萬農業人口離開農業，尋求在非農業部門的就業機會，他們的收入將會提高。
而對于中國的入世“成績單”，原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的概括最具典型性。他認為，入世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影響，主要來自信心效應與觀念效應。
五年來，中國分享了WTO的經濟紅利，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用自己的實踐樹立了一個“重承諾、負責任、守信用”的大國形象。在履行承諾方面，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降到9.9%。
“我們必須以全球化的視野來看待WTO，入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才是目標。可以預見的未來是，2008年，中國的出口將占到世界第一，進口將占到世界第二。怎樣去看一個經濟大國的經貿地位和關系？這是必須慎重考慮的。”張漢林說。
經濟發展帶來了人們觀念和心態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國人意識到，WTO意味著的，不僅是分享利益，還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其中最起碼的一點，就是要實現與WTO法規和國際規范的對接。
1999年11月，中美雙邊談判結束后，一場自清末以來中國最大的“變法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僅中央各部委清理、修訂、廢除與WTO規則沖突的法律、法規及各種紅頭文件，就達2300多件，其中廢止830件，修訂325件。
2001年入世前夕，時任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的李適稱，“相關修法廢法工作將在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前基本完成”。
WTO的一套外生法律規則體系嫁接到中國的法律、政策體系中，并加以轉化為國內法的過程，無疑正是中國政府走向法治政府的過程。這也正是一個經濟崛起的大國，承擔大國義務和責任的必由之路。
責任并不僅僅意味著法律規定的責任，還有更寬廣的負責任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觀念。
“中國的企業應該把社會成本內部化，這是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貿易政策與可持續發展國際中心(ICTSP)首席執行官里卡爾多對本刊記者說。
里卡爾多2006年10月應中國商務部之邀來中國參加研討，幫助中國制定可持續發展的貿易戰略，包括如何應對反傾銷。在他的眼中，反傾銷首先是一個技術問題，其次才是一個法律程序問題。而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則認為，對待反傾銷這樣的微觀技術問題根本不必那么緊張，美國遭遇的反傾銷比任何國家都多。
“中國出口導向的政策，必須與國內產業聯系在一起。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促進國民收入增長，是整個規則體系的一部分。”里卡爾多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的環境等外部性成本問題，尤為關注。在他看來，化解這些成本的惟一方法，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這與國家發改委的想法是一致的。
WTO成員資格意味著，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已不單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個對國際社會的莊重承諾。因此，入世使中國經濟改革納入了一條不可逆轉的、可預見的軌道。中國必須具有更負責任的經濟模式和制度環境，對外開放時承諾的時間表，就是國內改革的時間表。國內改革必須與WTO步伐協調，實現所有制的平等，取消內外資、民營、國有的差別待遇，這才是入世之把中國帶入全球化世界的戰略意義之所在。
用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中國需要第二代改革，即從簡政放權走向法治規則，從優惠泛濫走向統一透明，而WTO的推力正與此方向相同。★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劉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