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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大寨、小崗、華西:代表新中國農村不同時代
        2009年08月30日 17:43 來源:新華網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新華網北京8月30日電 題:印跡·突破·新生——大寨、小崗、華西三村采訪錄

          記者陳先發、劉健、孫彬、高風

          “看看我們不久前獲得的中國馳名商標牌匾。”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滿面喜色地告訴記者,“大寨”這個村名如今已成為22種商品的馳名商標。

          歷史的發展總是超出人們的預見。大寨,這個曾經“火”遍全國的村子,如今以與當年全然不同的方式,再次“火”了起來。

          歷史每前行一步,都有她的形象代表。共和國60年農村發展史上,醒目地書寫著山西昔陽縣大寨村、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江蘇江陰市華西村等村莊的名字。她們代表著共和國農村的不同時代,而她們的發展變化,則透示著中國農村的美好未來。

          歷史,不該成為發展的包袱

          大寨其實并不大,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520口人,本來是中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個小山村。上世紀60年代,大寨人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硬是將“七溝八梁一面坡”變成高產穩產的“海綿田”,成為當時人與惡劣自然條件抗爭的典范,受到毛主席的稱贊。一場“農業學大寨”的運動隨后席卷全國。1964年,17歲的郭鳳蓮也成了全國聞名的“鐵姑娘”。

          “文革”結束后,山西省委《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指出: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頭上的光環突然消失必然帶來迷惘和失落。這個計劃經濟時代的“革命樣板”陷入低谷達10年之久。

          1991年,郭鳳蓮被任命為大寨村第八任黨支部書記。“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寨的發展路子究竟該怎么走,是建設一個政治化的大寨,還是建設一個市場化的大寨?”郭鳳蓮和大寨人冷靜思考后認為,歷史,不該成為發展的包袱!

          放下了包袱便一身輕松。全村老少積極興辦企業,走上經濟強村之路,建起了多家公司,并依托名地、名人優勢,從外地引進資金、項目、技術、人才。

          如今,“大寨”牌核桃露、服裝、鋁塑管、水泥等多種產品行銷市場,取得了驕人業績。“大寨”成功實現了品牌轉化。2008年大寨村民的人均純收入突破1萬元,是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兩倍。

          大寨曾經的失落與困惑,小崗人也遭遇到了。嚴俊昌曾用“一朝邁過溫飽坎,二十年沒過致富關”來形容小崗村的發展狀況。

          1978年冬天的一個寒夜,這位“大包干”的牽頭人,跟小崗十八戶農民在一份分地到戶的“秘密協議”上摁下鮮紅手印。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家庭聯產承包制從這份“秘密協議”萌芽,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大幕由此拉開。

          “大包干”第一年,即1979年,小崗村發生了巨變。全隊糧食總產13萬斤,相當于前15年糧食產量總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可揚眉吐氣的光景沒持續幾年,在風起云涌的市場經濟浪潮中,小崗村的發展步伐漸漸滯重,越來越多的村子后來居上。小崗人異常苦惱:為何起了個率先改革的大早、卻趕了個遲遲不能騰飛的晚集?

          嚴俊昌們苦苦思索,終于砸開緊鎖腦筋的桎梏,看到了問題的癥結:小崗村成名于“分”、得益于“分”,卻也受制于“分”,在市場重新配置經濟要素時,仍不敢打破“分”的“老真經”,過去的成功經驗成了今天的發展包袱。

          1997年,嚴德友擔任小崗村黨支部書記。他發現糧食產量已近極限,再靠“包干”式的獨立耕作難以增產增收。而小崗村和其他農村地區一樣出現打工潮,部分農田閑置,面臨“撂荒”的危險。

          “我就想把這些土地做精做透。”經多方奔走,嚴德友找到投資商,準備出租600畝地發展觀光旅游業。一切談妥后,卻遭到幾個“大包干”帶頭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是“走回頭路”。社會上也出現了小崗村要“重返大集體”的傳言,小崗村土地大規模流轉計劃多次流產。

          經過無數次勸說與動員,嚴德友制訂了周密的“土地流轉規則”,并在2001年成功流轉80畝土地種植葡萄。2005年,一個養豬場又從村民手里租了200畝地。如今,小崗村60%的耕地被整合起來,進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農民人均純收入4年翻了一番。

          華西村學過大寨,也深入反思過小崗模式,但最終選擇了一條有自我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以糧為綱”使華西村“當家人”吳仁寶痛切地感到,單靠農業只能維持溫飽和簡單再生產,農民要真正富起來,非發展工業不可。于是,華西村率先辦起了一家小五金廠。為了保密,工廠建在樹林里,在隱姓埋名的十年中,為華西村創造了幾百萬元的利潤,農民收入分配的一半來自這個廠。

          這中間,華西人內心的搏斗絲毫沒有停歇過。以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為標志,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各地推開時,華西村集體經濟已有了相當的規模,分還是不分?

          吳仁寶認為,中央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讓農民富裕起來。在僵硬的人民公社體制和“大鍋飯”嚴重制約生產力發展的地方,分田到戶是非常必要的;而華西村每人只有半畝地,集體經濟已經壯大,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為什么一定要分呢?

          最終,本著對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的理解,華西村沒有分,實事求是地堅持了自己的道路。吳仁寶堅持把全村600多畝良田集體承包給村中的30名種田能手,而將剩余的勞動力轉移到正在蓬勃興起的企業中。20年后,以雄厚的集體經濟為后盾,這一方土地上的人成為中國最富裕的農民。

        【編輯:唐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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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隸巴人的原貼: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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