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大戰略：

　　體制大變革的契機

　　不過，既有的發展實踐和歷史經驗表明，這些以創新為主要特點的新型戰略產業的推進，勢必會對國家的科技體制變革、教育體制變革、財稅體制變革、知識產權制度變革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性變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這些體制機制性變革無一不是呼吁多年的變革議題。

　　10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點零6分，我國科技界的元老錢學森去世。9分鐘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到了消息，隨后趕往301醫院，憑吊這位一生坎坷且頗富傳奇色彩的科學家。溫家寶給錢學森深深鞠了三躬，來表達敬意和哀思，而在當晚細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輾轉反側，難以入睡。

　　溫家寶后來稱，在自己出任總理以后，錢學森每次見到自己，所談的重點就再也不是之前的科技問題，而是教育問題，

　　錢學森認為，“創新型人才不足是現行教育體制的嚴重弊端，也是制約科技發展的瓶頸”，“要更加關注教育改革和發展，注重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中國現在沒有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按照培養科技發明創造人才的方式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

　　這些建議和看法都清楚地說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其它國家，科技發展與教育的發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這些看法也獲得了溫家寶總理的深切認同。

　　此外，在錢學森生前最后一次見到溫家寶總理的時候，提出了后來被廣泛傳播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對于這一警世之問，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將問題指向了高校的嚴重“衙門化”，認為國家應該通過立法，禁止高校人事體制上的“雙肩挑”現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學術資源”。而中國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則對許多科研工作者掛著各種行政頭銜這種“科技包工頭”現象進行了抨擊。此外，中科院院士張偉平則認為，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立竿見影、急功近利的思想嚴重，阻礙了科研創新。

　　當然，這些教育領域的問題和體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廣泛討論和質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足以說明這方面的變革將會是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

　　這種變革會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而到來嗎？

　　此外，科技投入體制、財稅體制以及知識產權管理體制也都將面臨深刻變革。上述每項變革都將牽涉到更深刻、更廣泛的變革，這也決定了伴隨本次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推進，中國或將迎來一個真正深刻變革的機遇期。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表示，為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發改委將推動建立健全新興產業發展的投融資體系，完善市場的準入標準，銀行信貸也應向其傾斜，鼓勵中小企業發集合債，同時，大力開發新興產業開放化的全球合作。

　　溫家寶總理在座談會上強調，“要以國際視野和戰略思維來選擇和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著眼于提高國家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著眼于引發技術和產業變革”，為此，必須做好戰略決策儲備、科技創新儲備、領軍人才儲備、產業化儲備，“這四項儲備決定未來”。

　　路線的求索：

　　國情決定創新方向

　　中國是如此的特殊和復雜。

　　單從地域角度來看，當最東方的黑瞎子島的居民已經迎來早晨第一縷陽光的時候，在最西方帕米爾高原的人們依然沉浸在睡夢當中，當北國已經迎來冰天雪地的童話般世界的時候，在海南，游客卻可以沉浸在溫暖的海風和柔軟的沙灘所帶來的風情中。

　　不僅如此，當一個80后青年早晨開著車去一座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寫字樓上班的時候，其位于河南省東部的農村老家，可能依然正安享于田園般的靜謐之中，而在更西部的山區，那里的孩子也許還在為一條可以穿著去學校上課的褲子而發愁。

　　所以，在中國的任何一次變革，都勢必面臨比世界上其它國家更加復雜的決策環境和決策效果的考評。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策同樣如此。

　　“中國的經濟發展首先要讓勞動力能夠獲得充分的利用，如果經濟結構偏向資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都是與中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相背離的。現在經濟學界提出的要更多地用資本、技術來替代勞動力，我覺得不太符合中國的國情。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經濟就是綠色經濟，尤其是中國，這是頭號標志，但現在大家認識還不是很清楚。”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說。

　　而與這種就業壓力同樣存在的是，中國依然存在著明顯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產業的發展和規劃則需要一定經濟基礎積累，而對于本來就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來講，會否面臨再次落后的現實？

　　溫家寶稱，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是中國立足當前渡難關、著眼長遠上水平的重大戰略選擇，既要對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更要引領中國未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

　　為此，在新興產業的名單確定中，國務院提出了三個標準：要真正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否則就會受制于人；要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和資源消耗低、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綜合效益好的產業特征；要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促進產學研結合，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促進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結合。

　　“選擇新興戰略性產業，要兼顧一、二、三產業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統籌規劃產業布局、結構調整、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在最有基礎、最優條件的領域率先突破。”溫家寶說。

　　而除此以外，一些新的科技發展也正在面臨包括倫理在內的爭論。比如，生物育種產業中牽涉到轉基因技術，盡管并沒有任何機構的權威報告證明轉基因食品對人的健康的危害，但直到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反對轉基因食品大面積推廣的聲音和言論。

　　“我覺得主要是來自人的情感方面。其它任何一個產業的新技術擁有超過10年的良好應用記錄，公眾就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產業發展方向。只是公眾對農業生產的新技術更為謹慎和敏感，對于食物和糧食，生物技術總是引起人們的警惕。”美國康奈爾大學植物繁殖與遺傳學系兼職教授弗蘭克告訴記者。

　　但這種來自人的情感以及對食物的安全性所表現出的遠超出其他事物的謹慎態度，客觀上是一種很難打破的“偏見”，這也將深刻地影響到轉基因技術的推廣。

　　還有就是被寄予厚望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目前，美國基本上確定了氫燃料和乙醇汽油技術路線，歐洲則選擇柴油汽車和氫內燃機技術，日本是發展混合動力，中國目前在技術上有一定優勢的技術方向就是電動汽車。

　　但是，在汽車業著名專家賈新光看來，這一技術的市場化受到快速充電系統和充電站的建設規模等因素的制約，短期內很難有突破。所以，中國要把握新能源汽車的機遇就需要首先確定適合于中國的技術路線，但留給中國的技術空間并不是很大。

　　溫家寶說，當前緊迫的任務是，通過技術經濟、市場需求和經濟效益三個方面的充分論證，盡快確定技術路線和市場推進措施，推動新能源汽車工業的跨越發展。